文档介绍：引言隐逸解脱精神价值
在本世纪的晚钟已然敲响之际,国人似乎都在感到苦闷、
烦恼、犹豫和迷惘,似乎都在惶然地回顾以往,都想耸身一
摇,祈求摆脱以往的束缚,遗忘以往的烦恼,以轻松愉快的
心境跨入下个世纪。这并不是所谓的世纪末的情绪,而是一
种正常的社会心态,并且有着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渊源。当
我们探究这种社会心态的历史文化底蕴时,我们就会发现,它
与中国的源远流长而又丰富浓厚的隐逸传统有着十分密切的
关系。
事实上,无论是摆脱束缚还是遗忘烦恼,无非都是希望
对某种价值观念有所解脱,并建立新的价值观念,而更深层
的事实是,当你为解脱而创建新的价值观念时,你往往又被
这新的价值观念更深刻地束缚着,因此,调适束缚与解脱间
的关系便成了人类的终极课题之一。当代中国人除了具有人
类在此问题上的一般特点外,还与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紧密
相连,具有自己鲜明的精神特点,因此,回顾和分析本民族
的隐逸文化传统,对了解当代中国人的心态,确立有益的精
神、情感走向都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是世界上文化突破最早、最典型的几个国家之一,在
春秋战国时期就确立了自己的文化形态,并数千年一贯地延
续发展下来,因此具有较为强固、统一的价值系统。必须看
到的是,中国传统的价值系统是丰富的、复合的,甚至是多
元的,其表现形态也往往是显隐不同的。上面所说的强固统
一的价值系统指的是占统治地位的主流价值系统。基于这一
基本情况,中国也就必然产生对主流价值系统的浓厚的反叛
传统,这种反叛的情形也是十分复杂的,隐逸传统则是其中
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简要地说,中国的主流价值系统就是以孔子为代表建立
起来的“仁”的原则,这套适合于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社会
准则,在思想、文化、道德、政治诸方面都有着完备、深刻
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起着最为
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孔子所奠定的这一文化一心理结构在汉
代被政治意识形态化以后,儒家原典所展示的文化理想与现
实的伦理道德等封建等级秩序及其价值观念相距日远,对中
国社会发展所起的副作用也就越来越大,由此,儒家合理的
文化理想与禁锢的封建政治意识形态便形成了一个难解的死
结。应当说,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中,束缚人们的思想与情感
的,主要是封建政治意识形态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各种功利的、
庸俗的价值观念,传统社会里的各种各样的思想解放或叛逆
行动主要是对此发动的。作为对上述的“入世”政治意识形
态和价值观念的矫正,中国便产生了强大的“出世”的隐逸
传统。
的确,隐逸生活可以把人的精神带向一种宗教般的纯粹
解脱的境界,且看这样两首描写隐逸生活的诗: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记年。
拨云寻古道,倚树听流泉。
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
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
然而,绝非所有的隐士都能过上这种生活,也不是所有
的隐士都愿意过这种生活。隐士世界是十分复杂丰富的,正
可谓“红衣脱尽芳心苦”,隐逸生活的内里不仅有解脱的宁静,
更多的是无奈、愤懑、辛酸乃至血泪。
如果从传说中的巢父、许由算起,中国的隐逸传统应与
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几乎同源,隐士亦不下万余人,有文献记
载、事迹可考的就有几千人,各主要正史几乎都用很长的篇
幅为隐士作传。上古时期,隐士的名称有许多,如逸士、高
士、处士、幽人、高人、逸氏、隐者、处人等,这标志着隐
士作为一个社会类别还不够定型、成熟。“隐士”这个名称第
一次出现是在《旧唐书》里,其中的《隐逸传》说:“坚回隐
士之车。”在这以前,隐士的文化身份还不够十分确定,如战
国时期的鲁仲连能够替弱小国家排忧解难,受人尊敬,《史
记》称他为“高士”;商朝的伊尹有宰辅之才德却又杂于平民
之中,《史记》称他为“处士”;周初的伯夷、叔齐等人认为
周伐商是叛逆,不食周粟而死,孔子称他们为“逸民”。汉代
以后,隐士的身份逐渐明确起来,一般指那些不与当权者合
作而又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人,隐士的外在形态和内在形态也
逐渐丰富复杂起来,由此汇聚成了中国强大的隐逸文化传统。
中国隐逸文化的源头还是应当追溯到孔子。孔子当然不
是隐士,甚至还明确地反对过隐逸,但他的思想里却隐含着
许多隐逸成分,中国后来的许多隐逸思想就是由此发展来的。
孔子终生都在宣扬、推行和维护代表儒家文化理想的“道”,
但他并非撞倒南墙不回头,他还提倡“无道则隐”。也许,孔
子的这一提法是一种策略,与今天的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注意
保存革命力量的做法相似。不仅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