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对两篇文章的意见
尊敬的郑主编:
您好!
我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还是决定给您写这封信。我想对贵刊今年第三期的两篇文章说点个人看法,想您不会拒绝。
一、关于李济的文章。我作为李济的外侄孙,首先感谢刘宜庆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对李济的肯定和对李济在考古学上的高度评价,特别是前言,写得令我万分感动。后来李济是去了台湾,作者说他政治上是“右转”。我觉得李济是出于对国宝的依恋,对用毕生精力凝聚的考古成果的浓情厚意而不忍离去。即使他是运台文物的押运者,文物偷运到台湾也不是他有权决定和实施的。作为一介书生的他能做的只是与文物相厮守,何况这些文物是他千辛万苦从敌占区辗转奔波运到宜宾李庄,其间他的两个女儿还在困苦的环境中失去了生命!1949年2月他唯一的儿子李光谟从台湾返回大陆迎接解放,应是得到他的同意和支持的。这可能就是生离死别,李济不可能想不到。这难道不体现了他的“向左转”?这更说明他把文物看得比儿子更重
!也许我有私心,望郑主编理解。
二、关于安娥的文章。我是一个日寇铁蹄下的难童,是保育院养育了我。因此,我和所有的保育生都十分热爱保育会的理事,喊她们妈妈。安娥就是其中的一位。当然我也希望知道安娥妈妈更多的情况,在看了余音先生的文章后,我觉得有些情况应交代一下,以免造成对安娥妈妈的误会。文章说:1933年,任光给安娥“做工作”,以致两人相爱结婚。后在1937年安娥与田汉“不期而遇”,并于1946年结婚。我觉得文章应该交代一下,任光在1941年的皖南事变中牺牲了。
再者,文章列举了安娥妈妈所写的歌剧、诗集和歌词等。在此我提供一个信息,就是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是张曙作曲,安娥妈妈作的词。这首院歌不仅抗战期间在遍布全国各地的六十一个保育院的难童中传唱,至今还在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