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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斗士曼德拉
前言
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是享誉全球的诺贝尔***得主。为了推翻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统治,他进行了长达50年(1944—199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铁窗面壁28年(1962—1990年)。最终,从阶下囚一跃成为南非第一任黑人总统,为新南非开创了一个民主统一的局面。
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使我得以承担并完成这部传记,但对曼德拉这个名字的熟悉和追踪决非偶然。记得1987年5月在位于风景如画的加拿大金斯敦的皇后大学召开的第16届非洲学年会上,我和加拿大朋友菲利普·扎奇鲁克漫步在千岛湖边,谈论著南非正面临的重大变革。当时,一场“释放曼德拉”的运动正席卷全球。我们俩毫不怀疑曼德拉的释放只是时间问题,但又不约而同地对曼德拉出狱后将面临的艰巨任务忧心忡忡:白人极右势力的负隅顽抗,黑人民主力量的严重分歧,非国大国内派与国外派的可能分化,以及种族隔离制的沉重包袱。说实话,当时我们俩对南非政治演变的前景并不十分乐观,担心可能出现政治动乱。随后七年的时间里,我一边在马丁·克兰教授的指导下准备自己的历史学博士论文,一边密切注视着南非局势的发展。最后,终于在电视机上看到了曼德拉于1994年5月10日就职南非总统时激动人心的场景。
本书以传记形式叙述了曼德拉的大半生,严格地说,是从他出生到1994年底。中国的传记传统源远流长。自司马迁开创纪传体以来,传记在中国正史中之地位时显时微。《史记》130篇中,本纪、世家、列传已占112篇,而三者之共同点均为以人为主体而记事。西方对传记的解释为“人生之记录”,传记源于古希腊、罗马。色诺芬①为其友人及导师苏格拉底②所作的辩护词即为当时最有名的传记之一。一般认为,普鲁塔奇为西方传记之鼻祖,在《高贵的希腊人罗马人的生活》中,他将希腊人与罗马人成对比较,如军事首领亚历山大大帝和凯撒大帝,雄辩家德摩斯梯尼和西塞罗的传记都是成对出现;其渊博学识和对崇高人物的理解同情使其传记永世长存。
①色诺芬(约公元前430~约前355年),古希腊历史学家,雅典人。苏格拉底的弟子,著有《远征记》、《希腊史》以及《苏格拉底回忆录》等。
②苏格拉底(约公元前 469~前399年),古希腊哲学家。他宣传宗教道德学说,认为哲学的目的在于教导人们过道德的生活。他的著名格言是:“我知道我一无所知。”他的学说主要靠同时代人记载而流传至今。
中国文史不分家的学术传统在传记上表现甚为明显,正史始终以传记为主干,延续千年。直至民初,始有人倡导“传记文学”,对传记特性的争论自此始。或以其为文学分枝,或以其为历史婢女。在西方,歧见更为混杂。英国史家纳米尔虽然承认传记是“一门伟大的艺术”,但又认为这是“最容易的历史形式”,并对传记比其他历史书籍更为畅销而愤愤不平。艾尔顿也承认传记更为读者欢迎,但认为传记不是撰写历史的好方法,因为“一个人生活之局限性在解释历史时很少有任何意义”。强调整体历史、综合历史和长时段历史的法国年鉴学派对人物传记的期望也不高,认为人物史乃至事件史均只能作为历史的瞬间。据此,布鲁戴尔在其成名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指出,1598年菲利普二世的逝世并非地中海历史的重大事件,从而说明传记历史与结构历史或地理历史大相径庭。
持反对意见的史学家认为传记属于历史。有的更极端地认为只有史学家才能写传记,文学家不尊重史实,不宜于写传记。当然,更多的历史学家认为传记是人文科学中一支,历史学家不应轻视传记。美国著名军事史学家几蒂维尔认为传记与史学无高低之分,其关系是互相依存。他自豪地宣称:“我确实愿意被称为军事传记学家而不是军事史学家。”杜维运先生在《史学方法论》中亦认为“传记学家应是专业化了的史学家,而史学家应珍视传记学家的成果”。
我以为,传记似可以分为文学传记与史学传记两种。文学传记为文学家之范畴,以史迹为大致线条,以丰富的想象构成故事,或华丽、或朴实、或情节跌宕、或语言优美。史学传记为史学家之园地,以史实为基本依据,集翔实史料汇成文章,或解释、或推理、或以人物示潮流、或以人物显社会。两种传记既可相互携手,亦可分道扬镳。这样,即可免去很多无谓的争论了。此本小书究归何类,读者完全可以自作斟酌。
纳尔逊·曼德拉是一位历史巨人,为他作传记是一种难得的荣誉。不论未来南非的政局发展如何,曼德拉的历史功绩至少有三点。其一,他坚持统一的南非这一政治主张,团结各党派组织,求同存异,以高超的政治技巧保持了南非统一和稳定的局面,使这一多种族的国家在短时间内逐渐走上了民主法制的轨道。这是他对南非的贡献。其二,他一贯坚持和平谈判,而只把暴力斗争作为辅助手段。在狱内或狱外均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最后终于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