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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谈“穷而后工”
穷而后工,是旧时认为文人越是穷困不得志,诗文就写得越好,从而产生的一个成语。工:精巧;善于,长于。
穷而后工:文人越是穷困不得志,诗文就写得越好。
出自宋·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欧阳修认为作家在遭遇穷困之后,往往能够使得他们更有机会深入生活,深入观察事物,从而接触到真实的社会,人民的苦痛,这种接触是陶渊明式的身体力行,不是王维式的一心向禅地作壁上观。正是因为有了对于生活、社会、人生的深刻体悟,才创出了传世的作品,即”愈穷则愈工”,“穷者而后工”。
作家文人往往秉承儒家教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然而事实上他们大多数在“达”时往往能独善其身,以期希望能够在险恶的官场平平安安;而在穷困时,由于远离“樊笼”的羁绊,往往能够从自己穷困的境遇出发,推己及人,发出了郁愤的呼声,真正体现了兼济天下的理想。
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讲到,“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
他认为文学作品主要产生于不平的思想感情,而这种“不得已”或言“不平”的思想感情正是源于现实物质世界的不自由,或不公平的生活遭际。这就成了文学创作的真正的动力,只有经历的“不平”多了,所“鸣”出的声音才会更动听更感人。
韩愈在另一篇文章《荆谭唱和诗序》进一步阐发:“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娱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
柳宗元从屈原、司马迁等人的事迹和理论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
贤哲在当代不得志,不被容于世,然后就把这种不得志的穷困和痛苦发泄到文学作品中去。其作品在当代也必不得志,难行于世。但是历史的发展决不会永远将真金埋没。综观古今文学史上的佳作大多是因不得志而激发起创作兴趣而终成千古流传之文的。
假如说李白杜甫在政治上都一路坦途、春风得意,那文学史上很可能就少了两个大文学家。大家所熟知“文章憎命达”、“哀怨起骚人”即是二人对于这种复杂的人生体悟的精辟的概说。而这实际上又与欧阳修的“穷而后工”的理论是极为相似的。
穷而后工的例子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赵翼的名句“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也说:“诗以穷而后工,依声亦然。故仙词不如鬼词,哀则幽郁,乐则浅显也。”
陈郁说,“孟郊斫山耕水,贾岛薪米俱无,穷尤甚焉,其诗清绝高远,非常人可到。”“作诗作文非多历贫愁者,决不入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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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简介:美国女作家,演讲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代表作品:自传性作品《我生活的故事》;散文代表作《假如给我三天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