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从“穷而后工”到“隐而后工”后工;隐而后工;知识分子;日常生活;诗歌史摘要: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指出了文学创作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同时也揭示了古典诗人与国家政治的特殊关系:古典诗人的精神依托实际上不在文学而在政治事业。元明以来,士人的价值支点不再集中在政治功业一端,他们更倾向于世俗的日常生活,并从中寻求精神寄托。“隐而后工”的诗学观便应运而生。诗人社会角色的转变导致了诗风的转变。诗歌成为人们精神存在的方式,成为安顿人们心灵的家园。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2)04047106 在既成的中国文学史叙述中,古代诗歌至唐代到达顶峰,此后便雄风不再。至于元明,诗坛不振,已成学界公论。鲁迅也说过“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的话。以致有论者曰:宋代以后,中国的诗歌就走在下坡路上。如若按照现今文学史的叙述,一部中国诗歌史似乎就是一部退化史。这是中国诗歌史本来的面貌吗?抑或是我们文学史的观念有误?这是今人必须直面的问题。一文学是生活的产物。诗人的诗歌创作与其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中国古代诗人的主体是以政治事业为己任的士人,正是以此为前提,欧阳修提出了“穷而后工”的观点,指出了士人的政治生活与诗歌创作的密切关系。其《梅圣俞诗集序》曰: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是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颠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1 ]卷 42 欧阳修此处之所谓“穷”,指古代士人的仕途困顿,政治上不得意的状态。士人壮志难酬, “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便发而为歌诗。且其内容多“怨刺”,常道“羁臣寡妇之所叹”,方能写“人情之难言”。对欧阳修的这段话,人们一般多从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角度理解。这当然是对的,但往往忽视了此处特指的对象,即诗人的社会角色。这里,诗人实际上是士人,或者是官人。一个诗人若想在诗歌创作上达到“工”的境界,就必须与政治体系有密切联系。这是“穷”的前提。也就是说,在人生实践中,诗人必须参与政治,进入仕途。否则,离开政治体系,便无所谓“穷”、“达”,诗之“工”之与否就不存在。其次,在思想上,他们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热情,胸怀崇高的政治理想,并以儒家政治伦理为依归;而且还必须以政治事业为第一生命,以政治业绩为自己的终极的人生价值。即使“自放于山颠水涯之外”,也必须有政治上的“忧思感愤之郁积”。否则胸中没有高昂的政治热情,对政治事功无家园之感,也不可能做出好诗。再次,要具备以上两点,他们一般具有特殊的政治背景。即按照当时的社会体制,他们具有不可摆脱的政治义务。不仅在道义上,而且在身份上与当时政治事务有某种必然的联系:无论是血缘的或是裙带的,他们与国家政治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否则,若有可以轻易脱离政治干系,便可能一挫即退,成为乡间野老,就会失去特殊的政治情怀。脱离了政治体系,就脱离了可使人“穷”“达”的环境, 所谓“穷而后工”也无从谈起。目前见于著录的中国古代诗人基本上属于知识阶层,大致相当于后来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事业指向是明确的,即参与政府的政治运作。中古以前的知识分子主要分布于贵族和士阶层。贵族知识分子一般出身于王、公、诸侯、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