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对现代人来说,这位不废除苦难的上帝,是一个丑闻,更糟糕的是他居然用苦难(基督受难)的方式来解决罪的问题。对现代的心灵来说,这种解决方式忽视了最主要的问题(苦难、残酷、灾难)。从基督徒看来,现代式思维才忽视了最主要的问题(罪)。”
     -彼得·克利夫特(Peter Kreeft), “苦难的意义”,“On the Meaning of Suffering,” 1986。
 
爱因斯坦与玻尔,1925年。 
 
关于爱因斯坦的宗教信仰,讨论过的人已经很多。可是,以讹传讹的讯息也很多。无神论者喜欢断章取义地把他拉到无神论的阵营,也有基督徒热心地断章取义,把他拉到信仰上帝的阵营。或许我们更应当关心的是,这位科学界的奇才,他的世界观到底是什么?怎样形成的?与他的科学研究有什么关系?什么是他信仰上的盲点?这就是本文希望探讨的。或许从这个探讨里,我们也可以得着启发,对我们自己的信仰有更清楚的视野。
 
要了解爱因斯坦的世界观,我认为,最耐人寻味的例子莫过于他与玻尔两人,为了量子力学而产生卅年激烈的辩论。这个辩论是廿世纪物理学界的大事,所牵涉的物理学家很多,前后也经过几个不同的阶段,直到爱因斯坦去世。可是,辩论虽然激烈,但都是为真理而争,并未伤及友谊。我虽然看不懂讨论的内容,但是感觉整个过程非常有启发性。最后争论的焦点其实并非物理,而是哲学与世界观的差异。虽然他们对物理的了解都一致了,然而两人(或两派意见)对“实体”的看法还是无法统一。这个争论不但有趣,对认识爱因斯坦的信仰观也至关重要。
 
爱因斯坦与玻尔的争论
 
海森堡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里的玻尔研究室,与玻尔一同研究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1927年,当玻尔有次远行的时候,海森堡忽然有了突破,他根据马克斯·玻恩的“波函数概率诠释”发展了“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这是个违反直觉的理论,粒子的性质居然会受到观察者的影响。玻尔对海森堡这个“测不准”理论的表达方式并不十分满意,为了寻求更好的解释,同年两人共同提出了“哥本哈根诠释”(Copenhagen interpretation)。量子力学的革命于焉正式宣告成功!
 
“哥本哈根诠释”尝试在实验证据的范围内,给予实验结果和相关理论表述一个合理的解释。此后,量子理论中的概率特性便不再只是个猜想,而是作为一条定律而存在了。可是这种用概率为基础的理论却遭到了爱因斯坦及薛定谔等人坚决的反对。爱因斯坦与玻尔间长期的论战开始了。
 
爱因斯坦其实是第一位意识到普朗克量子发现将改写整个物理学的物理学家。他在1905年就已经提出光有波(电磁波)、粒(光量子)二性。玻尔却坚决反对光子(光量子)的假设,一直到1925年才接受。但是,1927年当他的“哥本哈根诠释”提出来以后,现在是爱因斯坦坚决反对了。
 
起先,爱因斯坦不能接受量子的非决定论(不确定性原理)。这就是他“上帝不会与宇宙玩骰子”这句名言的由来。他前后举出了好几个“思想试验”,试图推翻量子力学的基础,但是玻尔总能有惊无险地巧妙化解。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持续而深入的挑战,反而帮助玻尔坚固了他的理论。经过多次交锋,最后爱因斯坦固然是接受了“哥本哈根诠释”。但是,他并没有全盘接受量子力学的理论基础。
 
他认为,量子力学只能描述现象,但是无法解释现象后面的“实体”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原因构成这些物理现象?他关心的是哲学上“本体论”的范畴,玻尔关心的只是“认识论”的范畴。难怪他们的辩论常常不对港,因为两个人看问题的出发点完全不同。
 
在爱因斯坦的观念中,科学需要对“本体”(实体)提出解释,不能只停留在描述表象。他认为,这个宇宙是(已经)“决定的”,而非由概率控制。他希望找到一组物理原理,以统一宏观与微观的宇宙,代替这个从概率和统计出发(不完全)的理论。
 
这就是关键点。
 
有趣的的下午茶 (注1)
 
这是1942年一个下午,物理学家爱因斯坦邀请了三位宾客到家里喝下午茶。他们都坐在主人拥挤的会客厅里。客人中一位是年青的、正统犹太教的拉比何曾(Dov Herzen),一位是中年的天主教神父麦克劳夫顿(Brian McLaughton),还有一位是自由派的新教神学家哈特曼(Mark Hartman)。
 
寒暄过后,大家都品尝了茶点。爱因斯坦开口了:“和曾拉比算是这个茶会的发起人。当我放弃‘静态宇宙观’的时候,他恭喜我开放的态度。不久之前,我去了加州理工学院,观察了哈柏的红移(Hubble’s redshifts)现象。”(按:天文学家哈柏观测到两个银河系的距离在拉远,导致宇宙大爆炸理论的确立。爱因斯坦本来反对这个学说。)
 
爱因斯坦靠回椅背,抬起头来,继续地说:“当然,我老早就知道,广义相对论的推论之一就是宇宙的膨胀。往回看,我们就可以推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