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培育民族精神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近年来,医患关系紧张已成为一个凸现的社会问题。有的地方,因患方对诊断、治疗或死亡原因持有异议,演变为“医院暴力”,其形式往往是纠集大量人员封门堵路,打砸医院;限制医院相关人员的人身自由;散布不真实的言论;限制群众就诊,甚至停尸闹事;要挟医院给予巨额赔偿。更为可恶的是,竟由此滋生出职业的“医闹”,专门帮患方闹事,从中获利。这类“医院
暴力”使医师执业风险和压力骤增,也给其他患者造成心理恐惧,尤其对急危重患者的就诊安全构成威胁,对医院声誉造成影响,还给当地带来不安定的因素,影响社会稳定。
医患关系本应是真诚关怀与信任的关系。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就指出,医生必须大慈恻隐,一心赴救,对患者“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现代很多优秀医生都达到了这种境界,如“白求恩奖”获得者韦加宁“把病人当亲人,把工作当乐趣,把医术当艺术”;吴登云先后为病人献血7000毫升、献皮13块。假如不是把患者当“至亲”,焉能做到这些?华益慰的事迹之所以感人,不仅因为他医术精湛,更重要的是对患者的真情挚爱,满腔热情,被病人称为“可以托付生命的医生”。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各项规章制度建立完善,医师执业越来越规范,许多医务工都是“一线希望,百倍努力”。2003年,当“非典”袭来时,他(她)们挺身而出,义无反顾,积极地与“非典”病魔抗争,挽救了一条条生命,演绎了一幕幕感人的事迹,被民众称为“最可爱的人”。
在医疗活动中,医患双方目标是一致的。在理想的制度设计模式下,医师凭借自己的技能和经验减轻患者的伤痛,抑或延长其生命,抑或提高其生命、生活质量,并凭借自身在医疗过程中的劳动和智力的付出获得应有的报酬。患者也正是基于同样的目的,寻求并接受医疗专业人员的服务,并从中受益。由此而见,医患双方是为了共同寻求健康和实现生命延续而结成的利益共同体。
然而,医患关系的上述特征目前正发生微妙的变化。在偏激者眼里,医生成了一群唯利是图,见钱眼开,乘人之危,借机敲诈的“白狼”,医患双方演变成了冤家对头,“医患纠纷”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矛盾。
当前,中国社会正在转型,医疗体制改革正在深入,医患关系越来越凸现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当一种社会关系发展到催生出一种新的“职业”,而这种新的“职业”反过来破坏原来的社会关系,影响行业发展、社会稳定的时候,整个社会就必须给予应有的关注,采取足够力度的措施加以解决了。
首先,完善法律法规,理顺体制,健全机制。我国卫生法律法规已比较多,但仍不健全。例如,发生医疗事故时,患方和法院多不愿采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而用《合同法》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处理医疗纠纷对医院来说有失公允。公安部、卫生部曾联合下发有关维护医疗机构正常诊疗秩序的通知,却很少能有效地制止“医闹”事件。《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发生医疗纠纷应由医患双方协商解决,卫生行政部门调解,人民法院诉讼解决。但在实践中,因为其医疗机构主管部门的身份,使调解角色存在诸多的缺陷。因此,迫切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理顺调解体制,健全调解机制。
其次,加大政府投入,切实解决好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不断深化的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