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远逝诸神之踪迹
——重提古希腊悲剧中的“正义”
一、引言
对于古希腊悲剧,如果我们关注的视点再稍稍聚焦,仅仅限于欧里庇得斯之前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悲剧诗人在他们的笔下,关注的多为宇宙天地之内的宏大的壮丽事件,不论是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在高加索山崖上为人类承受着苦难,还是远征特洛伊凯旋而还的阿伽门农所面对的嗜血的家族杀戮,抑或是忒拜城内命运的一连串捉弄之下俄狄浦斯试图与“神谕”的角逐尼采在《悲剧的诞生》曾经不止一次提到悲剧的起源,“希腊人知道并且感觉到生存的恐怖和可怕,为了能够活下去,他们必须在它前面安排奥林匹斯众神的光辉梦境之诞生。对于泰坦诸神的自然暴力的极大疑惧,冷酷凌驾于一切知识的命数,折磨着人类伟大朋友普罗米修斯的兀鹰,智慧的俄狄浦斯的可怕命运,驱使俄瑞斯忒斯弑母的阿特柔斯家族的历史灾难,总之,林神的全部哲学及其诱使忧郁的伊特鲁利亚人走向毁灭的神秘事例——这一切被希腊人用奥林匹斯艺术中间世界不断地重新加以克服,至少加以掩盖,从眼前移开了。为了能够活下去,希腊人出于至深的必要不得不创造这些神。”引自《悲剧的诞生》页11,[德]尼采著,周国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86年12月出版。
。在这些其中,“正义”的存在始终伴生和扭结着悲剧情节的开始,演进,延续和结束。在那个后神话的悲剧时代,“正义”的存在获得了实体层面的普遍性。它或者采取人的自由意志与运命抗争的形式,或者采取两种不同的伦理力量之间发生冲突最后达成和解的形式。在前一种形式中,“正义”的理念个体化为人的自我意志即黑格尔所说的“个人自由独立的意识”,他在《美学》中认为这是具有“实体性因素”的。见《美学》第三卷下册页297至页299,[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81年出版。
,个体的选择基于一种充足理由律;而在后一种形式,“正义”首先析解为各种片面的伦理力量,彼此之间的冲突和对抗在更高的层面上归寂为和谐的秩序,不和谐最终被纳入和谐的总体性中。质言之,“正义”的观念影响着悲剧诗人的写作和表达,也影响着观众对悲剧的审美体验。通过“正义”在悲剧事件坎坷而曲折的历程向前延伸,逐渐树立起城邦的公民对崇高和不朽的信念。而这种信念迥异于后世基督宗教的“人匍匐于上帝脚下”的寻求庇护的信仰,它并非服从于内在或者外在的必然性,而是激发和引导人们在自由意志之下的选择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和倾向。如此,悲剧以艺术公共领域的方式法国学者韦尔南在《希腊思想的起源》一书中认为,“只有当一个公共领域出现时,城邦才能存在。这里的公共领域是两个意义上的,他们既相异又相关:一是指涉及共同利益的、与私人事务相对的部门,二是指在公众面前进行的、与秘教仪式相对的公共活动。这种公开化的要求使全部行为、程序和知识逐渐回到社会集团的手中,置于全体人的目光之下,……这种民主化和公开化的双重运动在思想方面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希腊文化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形成的。”转引自《古代希腊仪式文化研究》页42,吴晓群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上海)2000年出版。
参与城邦生活方式的塑造,并通过各种仪式的展开在文化的更深层面得以固化,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悲剧的世界观支撑着城邦的精神建构;而由于悲剧的衰亡,悲剧诗人之死,希腊人放弃了对崇高和不朽的信仰,既不相信理想的过去,也不相信理想的未来。倘若现在一般来说还可以谈到“希腊的乐天”,那也只是奴隶的乐天,奴隶毫无对重大事物的责任心,毫无对伟大事物的憧憬,丝毫不懂得给予过去和未来比现在更高的尊重,“希腊的乐天”被扭曲地表现为“对于严肃恐怖事物的女人气的惧怕,对于舒适享受的怯懦的自满自足”,城邦的历史以悲剧的方式开始,最终又以悲剧的方式终结。
二、古希腊悲剧时代哲学家对“正义”的思考
即使仅仅是粗略地梳理一下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的历史,也能大体看到那一时期哲学是以自然哲学和智者派的怀疑论为其存在的基本样态的。前者以物理学的方式推演着世界的起源和生成,初期带有浓厚的
经验和直觉的色彩,直到巴门尼德的时代,产生了一种纯粹的逻辑抽象和静观;而后者,是对神人同形同性论的反思,或者更一般地说,是对过去信仰的反思和怀疑。
我们先从阿那克西曼德开始。他提出,凡是已经生成的,必定重归于消失。大量的经验事实能够证明确定属性的消亡。因此,阿那克西曼德将真正的存在命名为“不确定者”。当阿那克西曼德在使用“不确定者”(apeiron/indefinite)来指称那个无法把捉的本原时,他是有意识地将本原的问题悬搁起来了阿那克西曼德的“不确定者”的本原,实际上是在暗指宇宙天地生成时的“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的混沌状态。该观点引自《西方哲学简史》页10,赵敦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01年出版。
。由“存在”(being)的世界转向关注“生成”(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