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杨延康:摄影,是我为之付出一生的修行
杨延康在他三十三年的摄影生涯里,用自己全部心力成就了《麻风病村》、《陕西乡村天主教》和《藏传佛教》三个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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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主题都追随了纪实摄影“长期关注”的传统和使命。细致入微的观察和高超精湛的摄影语言与作品展现的深远而广阔
的含义,使他镜头下原本平凡的题材具有了非凡的价值。
Q:《旅游世界》A:杨延康
Q:据了解您年轻的时候对文体很感兴趣,喜欢长跑和阅读。还写过小说。后来怎么会迷上摄影呢?
A:摄影是一次偶然的认识,但也是埋在心中的萌芽,是李媚老师浇了一勺水,种活了我这棵摄影之苗。1984年前在贵州老家,开始喜欢文体,一次借了别人的一台海鸥4B型相机,拍摄了一张《爸爸我在这儿》的照片,入选了市总工会摄影展,从那时对摄影有了爱好。现在想起这张十分幼稚的照片,脸都会红。1984年后我到了深圳《现代摄影》杂志社搞发行,在这所摄影的“黄埔军校”里,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认识了摄影,从那里得到李媚老师的教导和启发,还让我在工作之余去了陕西,认识了陕西的纪实摄影大家侯登科、胡武功、石宝�L、潘科等老师。他们教会我做人,教会我摄影,使摄影成为我这么多年追求的理想和目标。
Q:您认为在《现代摄影》杂志社的工作经历,对您的摄影创作道路提供了哪些帮肋?
A:作为杂志社的发行员,每天要接触大量稿件,那时没有摄影的专业学校,如果有我也没机会去读。李媚老师让我从来稿中去初浅地认识喜欢与不喜欢,我只能凭直觉去看照片,被照片上的情节,人物、风光所打动,而没有明白一张照片所表达的意义。李媚老师告诉我,不要从图解中进入主题,而应从形式,从点、线、面视觉形式而进入主题,找到摄影的语言,找到自己对照片的感悟。什么地方触动了你?为什么?在这样的启示下,通过自己的实际拍摄,摄影水平才有所提高。
Q:您在1992年的时候。正式离开了《现代摄影》。成为一名自由摄影师。您当时的心态是什么?您觉得自由对于一个摄影师而言,有多重要?
A:38岁是我摄影生涯真正独立的时候。来深圳已经八年了,我毅然绝然地离开了《现代摄影》杂志,我知道再这样呆下去,我永远只是一个发行员,我知道在这样的年龄下在去选择生存风险极大,但我想去当摄影家,想去当一名“主角”。一个优秀的摄影师,工作不独立,经济就无法独立,经济不独立,人格就无法独立,人格不独立你的摄影就不能独立。有时摄影师拍摄非常好的照片,但因种种原因不能发表,也实属无奈。然而,艺术恰恰是心灵自由,灵魂自由的产物。试想,如果一个纪实摄影师,十年去拍一个专题,谁给你的生存支撑?但话又说回来,在媒体工作的有些摄影师也十分优秀,他们尊重自己的内心,把握现实,没有辜负摄影和当下的表达。
Q:您说过“好照片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是因为深有感触吗?
A:是的,一张好照片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十年的陕西乡村,十年的藏地行走,我无时不感到这三点的重要性。如果到了拍摄点,人物关系有了,但是天气不作美,地利环境跟照片视觉有冲突,不够完美,这种冲突失去了经典影像之美就十分遗憾。反之天时、地利有了拍摄的条件和形式,你与被拍摄对象缺乏沟通、了解,缺乏配合,缺乏人物与自然的关系,这也是十分遗憾。好照片靠的是你的勤奋,你的悟性,你的尊重和对影像的把握。
Q:您目前为止拍摄的《麻风病村》、《陕西乡村天主教》和《藏传佛教》三个专题之间是否有所联系?
A:我拍摄的三个专题都有相应的联系,苦难中产生信仰,信仰让人感恩和敬畏,让人坚忍。生活之路漫长,自然的苦难,人为的苦难,都在磨砺自己。有朋友问过我,在当下怎样找到拍摄中不同信仰的相同和不同性?我认为不同的信仰都有它不同的形式,有它不同的表现方法,这些方式在拍摄中十分重要,但不同的信仰着共同点:人性与爱,我的照片也试图去找寻这不同与相同的关系。
Q:《麻风病村》、《陕西乡村天主教》和《藏传佛教》这三部专题中您认为哪一部系列的完成难度最大?为什么?
A:这三部专题中《麻风病村》拍摄一年,《陕西乡村天主教》、《藏传佛教》各拍摄了十年,现正在拍摄的《伊斯兰教》也准备拍摄十年。庆幸自己,能够自然地找到拍摄的心灵通道,我会努力去完成。这几个题材都在拷问着自己,拍摄的难与不难不是表面的摄影问题,而是内心的修为和把握,既然选择了信仰的专题拍摄,希望不要去辜负,珍惜每一个人给予我的帮助。
Q:您在摄影的道路上一直告诉自己不忘初心,请问您摄影的初心是什么?
A:我觉得一个摄影人,摄影是什么?你为什么要爱好摄影?摄影对你有什么意义?这个就是初心。我是一名纪实摄影师,所以二十多年以来我就用纪实摄影拍摄中国的关于天主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的专题。既然我们认识了�z影、认识了自己,那就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