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器官捐献协调员:爱在死生转换之间
器官两年捐献207例,每年需求达150万人;器官协调员遭遇家属反对、讨要补偿等问题
给中国红十字会的一封信
我的宝贝儿子不幸去世,因为无法抢救是他的命运。但全国不知有多少患者(可以救治)却得不到有效救治,不知有多少患者因缺少必要的器官来接引再生。我儿子钟腾瑜的遗体中若有什么器官能够救治患者的话,我愿意将他全部器官捐献。这样我知道我儿子某部分***还活在世上,让那些患难者起死回生,我的心灵就会得到安慰。
我也希望在全国所有的遇难者都捐出有用的器官来拯救广大的患者,让他们都起死回生,那就好了。
广西省融安县东起乡崖脚屯钟腾瑜的父亲钟瑞芳 2012年6月8日
这是个充满矛盾的职业。在手术室外,他们等待的永远是死亡,但又是新生;在ICU病房外,他们劝说的是放弃但又是坚守,放弃治疗,坚守捐献者的愿望;他们带给家属的是绝望,但又是希望。这一职业是“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是来自于红十字会和医疗机构的志愿者。2010年3月中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这一职业随之产生。
在这些协调员们的努力下,从试点启动到今年3月,全国共完成器官捐献207例,共捐献大器官546个,挽救540余名垂危的生命。然而与之对应的是,每年全国有近150万需要移植器官的病人。
数字悬殊的对比之间,是器官捐献协调员艰辛的前路,他们希望这项工作能得到政策的支持和更多人的理解。□新京报首席记者张寒深圳报道
6月9日,45岁的钟腾瑜躺在手术台上。
头一侧的呼吸机像肺叶一样一张一合,这是他和世界仅剩的联系。
他已经脑死亡。绿色的消毒布覆盖全身。
一分钟的默哀后,钟腾瑜的心脏、肝、肾、角膜被陆续取出。
隔壁的手术室里,四名病人等待着钟腾瑜赋予的重生的机会。
深圳的器官协调员彭宣祥见证了整个过程。这是在他手中成功的第29例器官捐献。
作为器官捐赠者家属与接受捐赠的医院之间的协调人,他们要宣传器官捐赠知识,协助回收器官直至遗体火化。他们还要陪捐赠者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程。
“替他活下去”
袁德珍决定捐出儿子的器官,她希望有一个孩子可以带着儿子身体的一部分长大
这段历程常常从医院的ICU(重症监护病房)开始。
因为器官移植手术对器官新鲜性的要求,捐赠成功者多是突发性脑死亡。例如交通意外,脑溢血。他们无自主呼吸,仅靠呼吸机维持。
10岁的田干躺在ICU里面4个多月后,他的母亲袁德珍拨通了高敏的电话。
高敏是深圳的器官协调员。她的惯常打扮是,白色T恤,上面印有红十字会志愿者的标志,后背垫一条白色毛巾吸汗;几十斤重的双肩背包,里面是有关器官捐赠的资料。
器官协调员的电话印在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的宣传册上。高敏24小时开机等待着捐献器官的电话。每个电话背后都有一个沉重的故事。
在袁德珍给高敏打电话之前,她甚至不知道什么叫遗体。
器官捐献书上有遗体这个选项,这个来深圳打工的农村妇女,怯生生地问,“遗体是什么?”
最终她捐出了儿子的所有器官。2012年1月,袁德珍的丈夫和儿子遭遇车祸。丈夫当场去世,儿子田干一直昏迷。
“我一直想着会有奇迹。”袁德珍每天给田干翻身、擦洗,说说以前一家五口开心的事。田干没有任何知觉,“身子摆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诊断结果是脑死亡,医生劝袁德珍放弃,但她不愿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