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年轻的飞天梦
1986年3月,航天老专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人联合向中央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邓小平看到四位科学家的建议,批示执行。这就是著名的“863计划”。中国的高技术研究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中国载人航天如何起步?为此,中央汇集国内航天领域的顶尖专家,从1987年开始,相关论证持续了5年,专家们逐步达成共识:航天飞机造价昂贵,技术复杂,中国当时还不具备生产航天飞机的技术条件;载人飞船既可搭乘航天员,又可向空间站运输物资,还能作空间站轨道救生艇,经费较低,更适合中国国情。
1992年9月21日,中央讨论通过了《中央专委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批准我国载人航天飞船工程(后改称载人航天工程)上马。被称为“921工程”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启动。
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10月,中央决定拨出专款100亿元实施“863计划”,这个数目远远超出科学家的预想。
杨嘉墀院士至今仍记得当时这一有趣的插曲:“张劲夫同志有一天早上把我们四个人叫到中南海去商量这个问题,他问我们要多少经费,我们几个人好像也说不准多少。王淦昌同志稍微有一点经验,他就说了个1 000万。张劲夫马上就说这个经费肯定是不够的,国家批准了100个亿。我们四个人都吓了一大跳。”
其实,早在“863计划”之前,20世纪70年代,时任国防部五院院长的钱学森就向中央提出一个大胆设想:中国应该搞载人航天。1971年,毛泽东在国防部五院和空军联合起草的《上马宇航工业》的报告上批示“同意”,计划在1973年底发射第一艘载人飞船,起名为“曙光一号”。
国外的航天员一般翻译为“太空人”或“宇航员”,但钱学森建议,我们还是叫“航天员”好,因为我们有天、海、空的领域划分,这样称呼比较规范。于是,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就秘密展开了,并从1 840名飞行员中选出了20名预备航天员。但“曙光号计划”最终搁浅,有关选拔航天员的材料也被作为绝密资料而封存起来。
“神五”发射前,杨利伟离进舱还有十几分钟时间。这是我国首次进行载人航天飞行,大家都很紧张。不知谁为了缓和气氛,说了句:“我们给利伟说个笑话,让他放松放松心情吧。”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也说不出来。
这时,一名负责关舱门的工程师打破沉默。他说,俄罗斯曾经有个关舱门的工程师后来当上了航天博物馆的馆长。这本来不是个什么笑话,杨利伟看大家紧张,就开玩笑回应这位工程师说:“馆长同志,再见!”
神舟五号在起飞过程中,火箭抛掉逃逸塔之后近10秒的时间里,强力的震感让杨利伟非常难受。而在此之前,箭体的振动频率被认为对航天员是没有影响的。回来后,杨利伟和设计师交流了感受。
针对杨利伟提出的建议,在神舟六号的设计中,设计人员反复亲身体会,不断改进。两年后,发射神舟六号的火箭就采用了新方法,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几乎没有感觉到振动。中国的载人航天技术也就是在这样日积跬步的过程中不断完善。
尽管技术水平不断发展,但有时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比方说,蜻蜓曾经“入侵”“神六”。
神舟六号发射前,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测试站副站长、发射场系统火箭测试发射指挥员王学武发现,火箭里有上千只蜻蜓在飞舞,原来是夜间气温骤降,蜻蜓躲到了这里。如果这些蜻蜓进入飞船,就可能引发事故,但舱内洁净度要求很高,不能打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