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县委书记西进
随着交流干部不断破解发展难题,西部地区对于东部县官的渴求程度也在不断增长。困扰与渴求的不断交织,“交流任职干部”这个不为外界所熟知的群体也逐渐清晰起来
自古以来,县官在中国行政体系构架中就有其特殊的位阶。
如依照现在的行政级别依次排列,大多地方的县委书记仍属于正处级(部分地区党委“一把手”高配为副厅级),而目前中,其数量还不到全国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总数的1%。但这个群体却处于党的组织结构、国家政权结构、政令贯彻实施的关键节点,对于一方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生态文明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干部交流力度不断加大。目前干部交流范围主要集中在上下级机关之间、地区之间、地区与部门之间、党政之间以及沿海与内陆、经济比较发达与相对落后地区之间进行交流。为了更好将先进执政经验与落后地区发展相结合,由东部沿海至西部贫困地区的交流任职干部数量也在不断增多。
近期,《小康》杂志派出多位记者分别深入重庆、贵州等西部省市采访调研,通过与多位交流任职的县委书记互动交流,并将他们近些年执政路线进行梳理,发现这些“县官”均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并采用多种的治理方法。
随着这些交流干部不断破解发展难题,西部地区对于东部县官的渴求程度也在不断增长。困扰与渴求的不断交织,“交流任职干部”这个不为外界所熟知的群体也逐渐清晰起来。
西进干部一开始“睡不着觉”
每次党委换届前后,除了省部级党政一把手“一路向西”,现在连县委书记也被“跨省”大调动,从微观领域探索地区发展的新突破。
继2010年从江苏、山东两省引进3名县委书记取得良好效果后,贵州省委以及组织部门于2011年又从河北、江苏、浙江、山东、重庆5省(市)引进9名优秀干部,到贵州担任县委书记。
“一把手”的交流,在带来新变化的同时,也让这些“外来的干部”深刻体会到东西部之间存在的巨大落差。同时新的职位也要求他们必须快速调整角色,从之前的副职或业务部门领导转变成为执政一方的县委书记,策略向战略的转换是他们所要驾驭新岗位的必然。
“一切都来得太突然。”好多交流任职县委书记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都称,在接到上级组织部门通知的时候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现任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县委书记的尹恒斌,当时还在江苏省建湖县担任组织部长,甚至最初根本没往自己身上想。
与之搭过班子、作为尹恒斌“老领导”的陈勇,则是2008年6月从江苏引进至重庆,之前担任的职务是江苏省港口管理局副局长,在此半年之前他是建湖县县委副书记、县长。
陈勇说,那天还在南京长江大桥上协调指导航运安全,突然接到电话通知重庆市委组织部要来考核他,去后才知道,是要把他交流到重庆市下面的酉阳县任书记。
酉阳具体在哪里?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当时的陈勇对这个陌生的地名所负载的信息了解十分有限。不仅是陈勇,时任浙江省湖州市委常委、秘书长的吴国升也是“突接调令”。与他同期到重庆上任的,还有任职南川区委书记、时任浙江宁波市委常委、余姚市委书记王永康。
作为浙江本土成长起来的干部,吴国升在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组织部门与其谈话后,他立马给妻子打了个电话。“在电话里,家属有些不舍,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吴国升说,但最后她还是非常理解、积极支持我到重庆。
相比较原来的行政级别和职责权限,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