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从家庭养老角度看老龄化的中,福州大学管理学院经贸系,(350108),电话:**********,E-mail:zplyp@。陆铭,复旦大学经济系,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200433),电话:021-55665303,E-mail:minglu73@。作者感谢复旦大学985工程项目资助和教育部的对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作者的研究资助,感谢复旦大学“劳动和激励经济学研讨班”的参与者,特别是封进、陈钊、张涛和王学斌的评论。此外,感谢匿名审稿人有益的评论和建议。
——结合家庭养老并内生化储蓄和教育的分析
刘永平陆铭
摘要:本文在迭代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家庭养儿防老的机制,探讨了微观家庭的消费、储蓄、后代教育投资决策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模型的分析表明:在养儿防老机制和生育控制情况下,高储蓄往往伴随着高的教育投入。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增加,后代的教育投资量和投资率也将增加。从宏观层面上看,工资收入比重的增加,人均资本装备率的提高都将增加对后代的教育投入,这同中国目前的高储蓄高教育投入的现状是吻合的。老龄化程度增加虽然降低了家庭储蓄率,但并不必然导致经济的衰退,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体取决于老龄化程度、资本产出弹性、教育部门资本投入产出弹性等参数。本文为老龄化趋势下中国未来经济增长趋势的判断提供了基础,并讨论了维持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可能性。
关键词:储蓄、教育、经济增长、老龄化
1、导言
人口老龄化的浪潮席卷了全球,中国也不例外,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年龄结构的预测,在2010年左右,中国将为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所困扰。首先,由于出生率的下降将导致劳动力年龄人口不断下降。其次,现阶段庞大的劳动适龄人口将极大增加将来老龄人口的基数,从而不断增加老年抚养率。预计到2040年,总抚养率将达到63%左右,从老年抚养率上看,每100个劳动力将负担35个老年人,(鲍思顿,2005)。第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人口的预期寿命也得到了延长,这不仅在客观上加大了年轻一代的养老负担,也极大深化了中国人口的老龄化程度。据统计,自从7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的人均预期寿命有了很大的提高,就女性而言,人均预期寿命从66岁上升到了75岁,而对于男性,人均预期寿命则从 61提高到了71岁(Banister和Zhang,2004)。因此,随着老龄化问题的逼近,与老龄化现象有关的各种问题也纷纷凸现,但经典的生命周期理论为中国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后果提供的理解却非常有限。
首先是关于中国老龄化同物质资本积累的关系。中国改革以来的高增长一直都有高储蓄的背景,但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代表性行为人在年轻时工作并储蓄以平滑自己终身的消费,随着老年抚养率的提高,全社会进行生产的劳动人口将下降从而导致储蓄率可能大幅度下降,进而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徐滇庆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双周学术研讨会()的记录稿《中国的高储蓄率还能维持多久》中持这种观点。
问题是经典的生命周期理论假说是建立在发达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在这些国家里,社会养老制度已经取代了传统的家庭养老制度,因此储蓄用于投资是平滑一生中的消费的唯一途径。而在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制度仍然非常重要,同时,社会养老体系还不完善,因此储蓄投资并非是养老的唯一途径,因此,从经典的生命周期理论出发得到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将导致储蓄和经济增长下降的结论是有待推敲的。
其次,中国家庭高储蓄率与高家庭教育投入相伴随的现象是耐人寻味的。许多调查研究显示,中国居民储蓄的首要目的是子女教育,以1997年中国统计局对全国6250户非农业家庭的调查为例,中国居民投资的第一意向为储蓄,子女教育为第二位,在储蓄的目的中,子女教育居第一位(转引自宋铮,1999)。由此可见,在中国,家庭教育投入是家庭的重要特征行为,而这是经典生命周期理论所缺失的。在具有家庭养老传统的国家,除了储蓄以外,父代也可以通过生孩子(增加孩子数量)和投资于子女教育(提高孩子质量)来养老,由此也可以理解,在这类国家,重视子女的教育投资并不完全是文化现象。在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实行了人口的计划生育政策,因此,增加孩子的数量不再是可行的养老手段,于是,提高子女的教育投资就更为重要了。因此,如果考虑到家庭养儿防老的机制以及独生子女制度,中国高储蓄率和高家庭教育投入相伴随的现象就易于理解了。基于上述对经典生命周期理论的批评,当我们重新审视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就必须综合考察家庭储蓄和家庭教育投入随老龄化而发生的变化,以及它们各自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在迭代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家庭养儿防老机制,并将孩子的数量设为政府人为控制的外生变量。借助于该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