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卡尔希克斯标准经济学作为一门工具,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肩负着不断改善人们生活的神圣使命。但这一目的,在庇古之前,却并未显现得十分明显。直到庇古建立了福利经济学体系,并专门把怎样才能使国民的经济福利达到最大化,作为他这门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时,才使得经济学对人类正义和幸福的关注逐渐清晰和深刻起来。  对于福利的理解,庇古所作的说明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视为经典。他认为,一个人的福利寓于他自己的满足之中,这种满足可以由于对财物的占有而产生,也可以由于其他原因譬如知识、情感、欲望等而产生,包括所有这些满足的称为社会福利。但是,含义如此之广的福利是难以研究的,也是难以计算的,因此庇古把研究的主题局限于能够用货币计量的那部分福利,即经济福利之内。而判断一个社会的经济福利是否有所增进,庇古认为检验它的标准有三个:一是国民收入是否大量增加;二是等;三是国民收入是否稳定。不过,他在说明这些增进国民福利的原因时,试图通过比较和计算个人得到的满足即物品的效用来算出整个国民的福利。他认为,个人的满足是由效用构成的,而效用可以通过商品价格计算出来,从而个人的经济福利就能够被计算出来。个人经济福利的总和等于一国的全部经济福利,所以个人福利就等于个人收入,国民福利就等于国民收入。  但恰恰因为这一点,庇古的福利标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攻击和批判。因为,效用都是当事人个体的心理感受,个人所体会到的效用或满足程度是不能测量的,更无法相互比较。例如,1000元钱对于张三也许有着巨大的效用,但对于李四恐怕反应平平。再比如,穷人有烦恼,富人也有烦恼,很难说富人的烦恼就比穷人小。因此,个人的经济福利根本无法用收入来进行统一的评判和测定,而以不能测定的个人福利简单相加作为基础来论述国民福利,事实上等于空谈。这样,庇古的理论体系被动摇了,有许多人开始避开效用测定和收入分配问题,来重建福利经济学体系。  新福利经济学的奠基工作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完成的。帕累托指出,由于效用无法确切计量,因此国民福利应该是全社会每个个人福利的集合,而并非总和。尽管效用无法计量,但对它却可以进行排列,以此表示消费者选择的次序。例如,张三对于电视的偏好胜过录音机,而李四认为衬衫比黄油能带给他更大的满足,等等。在这一论题的基础上,帕累托得出结论:社会的经济福利就是个人效用的排列与组合,而不同的排列与组合便构成了不同的福利状况。按照这一思路,他继续考察庇古曾经考察过的问题,即如何检验国民的经济福利是否得到了增进?由于个人收入无法作为检验福利的标准,他撇开了收入分配对福利最大化的影响问题,只探讨资源配置对福利最大化的影响。最后,他得出结论:在既定的收入分配下,检验一个经济社会的福利是否增加的标准是,如果生产和交换情形的改变,使得社会中一些人的境况变得好些,而其他人并未变得坏些,社会福利才能说是增进了;而如果一些人的境况变好了,但另一些人的境况却变坏了,就不能说整个社会的福利增加了。这就是著名的“帕累托最优条件论”。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任何经济变革都可能使一方得利,而使另一方受损。即使得利的人占多数,情况变糟的是少数人,那么按照帕累托最优条件的标准,要求一些社会成员经济地位的改善不能造成其他社会成员经济地位的恶化,这种变革也是不可取的。这样,其实就否定了改变经济政策以增加社会福利的说法,使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