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谈谈中国的“礼治”和“法治”润沐小引半年前读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妙趣横生且感觉启迪多多,是我上学以来读过的最好的学术随笔。全书有一部分便是讨论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的“礼治”和“法治”的关系,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下面我循着费先生的功能主义思路来谈谈中国的“礼治“和”法治”。《乡土中国》中对于“礼”和“法”的概念是这样阐释的:“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做得是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这一点说,礼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费先生认为:“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乡土社会属于传统的农业文明,农人固守土地,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生活环境相对封闭,自然经济可以使人们之间不必强调太多的合作。“乡土社会只是四季的转化,而不是时代的变更。”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前人的经验既可作为今人的经验,社群周而复始上演着相似的生活场景。在这样的环境下,遵循传统就是生活的保障,传统在封闭社会中具有极强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使人们从内心形成敬畏感,使人服膺于传统。服膺于传统,即礼——所以,礼俗社会就是以民间传统****俗为基础,进行社会管理,并提升为一系列的社会制度,即为礼制。概而言之,由****俗提升为礼制,礼制的实施即为“礼治”。从传统思想文化上看,依靠代代相传的****俗势力实施管理,并提升为礼的规范,教化民众服从这种秩序,也是儒家推行礼治的一贯主张,这与倚仗国家权力管理民众的法治有所差别,更与现代法理社会有实质的不同。因此,以“礼治秩序”或“礼俗社会”来认识中国乡土社会,是参透传统中国社会的国情、切透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重要思路。 西方社会是一个法理社会,也是一个“法治”社会。因为西方社会从最初的狩猎文明演化而来,部落军事会议的传统就是协商,其契约的传统得以延续,在社会变迁加快之时,人们更需要以契约精神加强合作,由是西方成为一个崇尚法治的社会。法理社会中的法治,不以教化为本,其目的只在于明辨权利。在变迁加剧的社会环境里,人与人的合作交往赖于契约,契约的内涵就是权利的分明,非如此不得合作成功。 与西方社会明显不同的是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更强调长幼秩序,以超越家庭功能的家族来参与社会的事务,家庭的主轴不像西方一样是夫妇,而是父子、婆媳,基层的治理表现为一种松弛和微弱的特征,名义上是专制,实际是挂名的、无为的。在“礼治秩序”这一概念的讨论里面,费先生认为中国社会既不是“法治”也不是“人治”,而是“礼治”:若是“法治”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私情和冤案发生;若是“人治”就不会有那么多位高权重的人总说身不由己烦恼重重了;中国社会的人们是依照多年以来形成的传统****惯生活行事的,不管处于什么地位,都得按照这些规定行事。过去讲中国是“人治”,费先生指出这是不确切的,人治之下,一切都应听从统治者个人的喜恶,但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礼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出现,并由传统来维持。礼与法律、道德不同,法律是从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