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个体化社会与私人社区:基于中国社区实践的批评
 
郑中玉
  从滕尼斯开始,人们对社区的理解就充满争议。争议围绕的问题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大规模社会变迁如何影响人们的社会关系或初级纽带。学者们将这种争议概括为三种社区观:社区消失论、社区存活论和社区解放论①②。以滕尼斯、齐美尔、涂尔干和沃思为代表的“社区消失论”认为,“社区”正在被更理性的“社会”所替代。而社区存活论者在20世纪中期发现,邻里和亲属团结仍然存在并繁荣着,典型的代表是城市社会学家甘斯和城市规划评论家简·雅各布斯等学者。而以费舍尔(Claude Fisher)为代表的学者则坚持社区解放论的主张,也就是认为维系大多数人的关系的纽带不是组织成紧密结合、边界严格的团结(densely knit,tightly bounded solidarities),而是稀疏结合、空间上分散的、分叉的网络(sparsely knit,spatially dispersed,works)。这种网络结构有利于人们获取各种各样的资源。
这里,我们将现代社区理论的争议置于其所嵌入的社会结构变迁及理论背景中,首先从个体化社会及其理论角度阐明解放论者的“私人社区”(munity)观的渊源;其次,笔者认为,尽管考察现代社区的发展离不开现代性的“脱域”机制解放维度的考量,但是私人社区与“脱域的共同体”并不是同一维度的概念;最后,笔者认为,私人社区并不是社区“历史的终结”,我们应从中国的社区实践出发,从线性地思考私人社区转向对“多元社区”的强调。
一、现代社区变迁的争议及其理论脉络
学者们对“社区”的理解实际上主要基于对社会变迁的理解。一般而言,滕尼斯被视为最早系统地表达了“共同体”或“社区”本质的学者。在《共同体与社会》中,滕尼斯认为,“一切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我们这样认为)被理解为在共同体里的生活”。③共同体所体现的生活或关系表现为
“休戚与共,同甘共苦”,主体间具有某种“亲密和共性”。而“社会”则像一个“他乡异国”,或者说一个匿名性的状况。社区或共同体体现的是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享受和劳动的相互性”④,表现出“真正的帮助、相互支持和相互提携”。而一种共同体的精神或意志的最终表现就是“默认一致”(consensus)⑤,也就是共识。总之,在滕尼斯看来,这种“默认一致是对一切真正的共同生活、共同居住和共同工作的内在本质和真实情况的最简单的表示”。⑥“共同体”与“社会”的区别就像“默认一致”与“契约”之间的区别一样。“默认一致”是“沉默的”、“无法道明的,无穷无尽的,无法把握的”,它不是人们有意识去做出来的。“社会”中的人们则是相互“分离”的,“个人主义”是一切“社会”的前提条件。最重要的是,“社会”中人们的关系是“潜在的敌意或者潜在的战争”⑦,因此所有“契约”与“联合”都是为了对付这样的战争和敌意。这种区别于“共同体”生活的就是所谓的“社会”或“契约社会”。
很明显,从这个角度看,现代社会的发展就是从基于“本质意志”的“共同体”向基于“选择意志”的“社会”的发展。滕尼斯认为,这种发展是“必然的”或“迟早会发展着”的。当然,他也把这种变迁视为一种“悲剧的冲突”⑧。总之,在滕尼斯看来,这种现代社会变迁表现为“选择意志”替代“本质意志”。人们越来越关注“手段”和“目的”,在“深思熟虑里,实现着的行动与思想本身相吻合”⑨。这种对现代社会变迁的理性化的理解实际上是马克斯·韦伯和涂尔干等古典社会学家的某种共识。比如,涂尔干就告诉我们,随着劳动分工的发展,机械团结中的集体情感越来越抽象和普遍化,那种涵盖一切的“共同意识”不断被弱化。文明发展的趋势就是“理性化和逻辑化”⑩。这个过程中,机械团结中的那些地方宗教、“小的群落”、家族组织都将消失。把社会组织起来的是基于劳动分工的相互依赖,组织的基础在涂尔干看来是“职业组织”,也就是后来他所提到的“职业群体”。通过这种组织提供一种必要的道德环境,实现社会的道德整合。
古典社会学家们基于对现代社会变迁的理解,大多认为“社区”正在被理性的“社会”所替代。这种理解被后来的学者定义为“社区消失论”。网络学派的“解放论”同意“消失论”关于社会系统的工业化、官僚化本质造成了邻里社区弱化的观点。当然,这种观点在社会理论层面并不少见。比如詹姆斯
·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就在于人们之间的相互需要或相互的义务期望关系、信任等等。但是,有一些因素影响社会资本的创造与消亡,比如社会结构的封闭、稳定以及某些意识形态(11)。社会结构越是具有开放性,流动性越强,就越会造成社会资本赖以存在的结构消失。如果某些因素造成人们不再相互依赖,那么社会资本也会随之而衰落。比如需要的满足逐渐来自于官方或福利国家制度。威尔曼(Barry Wellman)也强调过,一些制度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