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屈原《九歌》的悲剧质素对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影响
屈原辞赋“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的诗歌创作深受其影响。对此,前人已有述及。王夫之《唐诗评选》:“义山诗寓意俱远,以丽句影出,实自《楚辞》来。”[1]吴乔《西昆发微序》:“义山始取法少陵,而晚能规模屈宋……《无题》诗十六篇,托为男女怨慕之辞,而元一直陈本意,不亦风、骚之极致哉!”[1](P8)姚培谦《李义山诗集笺注》注《无题》(八岁***镜):“此首乃追忆之词。逦迤写来,意注末两句。背面春风,何等情思。即‘思公子兮未敢言’(按,此《九歌·湘夫人》句)之意,而词特妍冶。”[1](P30)秦朝釬《消寒诗话》:“义山诗如《无题》、《碧城》、《燕台》等诗,且放空著,即以为如《离骚》之美人香草,犹有味也。”[1](P44)
上面引述,主要从总体上概略谈屈原辞赋对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影响。本文特拈出屈原《九歌》的悲剧质素对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影响,略陈管见。
一、屈原《九歌》的悲剧本质对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影响
《九歌》是朝廷祭歌还是民间祭歌,它的创作年代是早是晚等问题,向有争议。笔者认为,《九歌》乃屈原晚年流放江南时,根据楚之民间祭歌加工创作而成的一组抒情诗。这个问题的界定,对本文所要论述的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只有界定了《九歌》的创作年代和性质,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九歌》的悲剧色彩。
闻一多先生在《九歌的结构》、《什么是九歌》[2]两文中,根据《九歌》十一篇的内容和风格特征对《九歌》进行了分类,认为其中八篇的《东君》与《云中君》、《湘君》与《湘夫人》、《大司命》与《少司命》、《河伯》与《山鬼》各为一对配偶神,作品所陈述的是他们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这种划分和概括未必完全切合实际,但可成一家之言,起码“二湘”、《河伯》与《山鬼》诸篇陈述爱情故事则是不争之事实。爱情是人类美好的感情,有情人理应终成眷属,但《九歌》中的主人公对爱情的追求总是以失败而告终。《湘君》,写湘夫人思念恋人湘君,久候不至而驾舟亲往前迎,“邅道洞庭”,横渡大江,历尽艰难险阻和千辛万苦,然而,“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叹息!”她在痛苦失望中“横流涕兮潺湲”!《湘夫人》,写湘君思念湘夫人,望而不见,相遇无缘。他幻想能与湘夫人同结百年之好,传令筑室水中。但正值水中华美芳洁之宫殿筑成之际,“九嶷缤其并迎,灵之来兮如云”,九嶷山上的众神来迎接湘夫人回去哩!湘君的美好理想和愿望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河伯》,始写河伯与恋人携手游山玩水——“与女游兮九河”,“登昆仑兮四望”,“与女游兮河之渚”,真是其乐融融!然而好景不长,“流澌纷兮将来下”,由于流冰纷下的威胁,“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河伯与恋人不得已而凄然分别。《九歌》所写主人公对恋人的追求,要么是求而不遇,要么是遇而复失,总之是其追求美好理想的“必然要求”与这种要求的不可能实现,构成了悲剧性的冲突,最终是理想的受摧残,人生有价值的东西遭到毁灭。
屈原《九歌》所展现的悲剧,不仅仅是美好事物的毁灭,它还表现出了主人公在遭受摧残时的不屈意志,勇敢抗争,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湘君》写湘夫人由于湘君的爽约而对他的感情产生怀疑,认为
“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于是便把湘君当初赠送给她的定情物“玦”与“佩”丢弃到水中:“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澧浦”,显示了与负心汉的决绝态度。但同时,她又“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又想若恋人真正因为客观原因而未赴约的话,我也不能错怪他,所以采芳草交给“下女”以向湘君传达自己的心意,显示了对爱情的不懈追求。《湘夫人》的结尾同样表达了主人公这样的思想感情。《山鬼》,写山中女神盛妆去与恋人约会,在凄风苦雨中久等恋人不至,她在经受着失恋的痛苦煎熬时依然充满自信:“山中人兮芳杜若”,认为自己的品貌芳如杜若,与当初“既含睇兮又宜笑”、“善窈窕”的美质无异,倒是对方的感情起了变化:“君思我兮然疑作”,从而表达了无比悲愤的心情:“思公子兮徒罹忧”!一位既向往爱情,热烈追求,又傲岸不屈的“山鬼”形象跃然纸上。
《九歌》所展现的这种悲剧的本质,在李商隐的诗歌尤其是他的爱情诗中有着充分的体现。李商隐年轻时在王屋山之道观与女道士宋华阳相识并坠入爱河,但此事被发现,宋被遣,诗人也被赶下山。诗人为这一刻骨铭心的爱情写了诸多诗篇,包括一些无题诗皆与此相关。这些诗篇无不具有悲剧色彩。《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偷桃窃药事难兼,十二层中锁彩蟾。应是三英同夜赏,玉楼仍是水精帘。”(本文所引用李商隐诗皆选自中华书局1988年版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以下只注篇名)值此月夜良辰,诗人本当与宋氏姊妹同赏明月,这是青年男女追求爱情的
“必然要求”,但宋氏姊妹却被玉楼深锁,水晶帘隔,令诗人无缘相见徒劳思念。事发后,在“东风无力百花残”的时节,诗人与宋分别,依依不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