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当代西方德性伦理视野中的德性教化及其启示
杨豹
(武汉科技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院,武汉,430073)
摘要: 自古以来,德性教化是西方伦理学中的重要课题。尤其进入20世纪50、60年代之后,西方德性伦理的复兴使人们重新审视德性教化。在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家看来,德性已然失落。他们从实践教化和理论教化两个方面展开研究,深化了人们对德性教化的认识,为现代社会中德性教化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西方德性伦理德性教化实践教化理论教化
在古希腊文中,“παιεια”(拉丁转化拼为paideia)就有“教化”的含义,其词根为“παιs”,即儿童。而paideia一词的本义是指抚育和教育儿童;同时,paideia一词还有“习于一事”、以及“矫正”和“惩戒”的含义。概括来看,paideia一词的主要含义是“教并使之习于所教”,或者说,相当现在的教化的基本含义。教化是教育与文化的潜移默化与熏陶,其目标是塑造人的情操、德性与品格。思想家们关于教化的论述很多,黑格尔指出,教化就是人的心灵、精神“从个别性向普遍性的提升”;伽达默尔认为,“人类教化的一般本质就是使自身成为一个普遍的精神存在。”[1](P14) 同时,“每一个使自己由自然存在上升到精神性事物的个别个体,在他的民族的语言、习俗和制度里都发现一个前定的实体,而这个实体如他所掌握的语言一样,他已使其成为他自己的东西了。所以,只要单个个体于其中生长的世界是一个在语言和习俗方面合乎人性地造成的世界,单个个体就始终处于教化的过程中,始终处于对其自然性的扬弃中。”[1](P17) 雅斯贝斯则认为,“教化是生活的一种形式,其支柱乃是精神之修养和思想的能力,其范围乃是一种成系统的认识”[2](P106)。由此可见,就一般意义而言,德性教化就是通过教育与文化的潜移默化与熏陶,不断提升心灵境界,增强道德能力,从而最终使人获得道德精神生命的自由。
斯洛特认为,德性伦理分为主张理论化的德性伦理和反理论化的德性伦理。[3](P326) 由此,在德性教化方面,从当代西方德性伦理的角度来看,德性教化可以分为理论教化和实践教化。
一、实践教化
1958年,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安斯库默在英国皇家学会的《哲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现代道德哲学》(Modern Moral Philosophy)对现代道德哲学发起了一个“清算”。这篇论文的发表被公认为对功利论和义务论挑战的檄文。安斯库默批评功利论和义务论,并且首次提出了德性伦理的主张,从而在学术界被公认为是当代德性伦理的开拓者,标志着德性伦理在当代的复兴。从德性伦理的发展来看,随着安斯库默的批判之后,一些德性伦理学家继续沿着安斯库默的道路前进,由此而形成了反理论的德性伦理。它主要以康德的义务论为批判的主要目标。在这些德性论者看来,康德给予了理性过度的统治地位,从而造成启蒙运动的失败,酿成当代德性的危机,所以,追寻德性就需要批判康德的绝对命令,颠覆康德理性的统治地位。比如麦金太尔和福特分别从康德的形式主义自身分析和批判了康德绝对命令的荒谬性。对康德理性的统治地位,他们从两个方面进行了颠覆。威廉斯、福特、布莱克本、安妮特
·拜尔等人认为理性是情感和欲望的仆人,彻底地颠覆了康德的理性,强调情感和欲望等非理性因素在道德中的重要性,对直觉、情感、欲望等非理性在引导人们获得道德价值方面有信心。麦金太尔等人虽然认为要颠覆理性的统治地位,但同时并不认可情感和欲望等非理性在道德中的重要性,对情感、欲望等没有信心,认为只有回归某种宗教式的权威才能使人们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换而言之,在颠覆康德理性的过程中,主张反理论化的德性伦理学家分为两类,一类认为要依靠情感、欲望等才能帮助我们取代理性的统治地位,另一类则认为要构建传统共同体,依靠近乎宗教的权威才能走出困境。前者有拜尔等人,后者有麦金太尔等人。他们之间的区别恰如努斯鲍姆所说,“一个思想家可能具有的、用来攻击伦理理论的理由与对理性在人类事务中的支配地位的一般批评是有联系的。安妮特·拜尔和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都属于这种情形,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而已。虽然这样一种探讨并不一定是伦理上或社会上保守的,但它对作为指南的理性的贬低暗示了这样一个观点:有某个其他的东西更值得成为我们的向导。对拜尔来说,那个东西就是我们的情感;而对麦金太尔来说,那个东西就是对理性加以取代的政治权威或者教会权威——对他来说,至少在把第一原则确立起来的层面上就是这样的。”[4]
就前一类思想家而言,他们以情感、欲望等反对理性,认为以情感、欲望等取代了理性的统治地位,就可以实现德性的复兴。由于他们反对伦理的理论化,其德性教化的具体方法就是在生活中广泛地学习各个方面的知识和理论[5],陶冶自己的情操,尤其在伦理实践中向有德性者学习。正如努斯鲍姆所说,由于“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