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一、《新经济》的创办和基本情况《新经济》所关注和讨论的经济问题,不但包括工业、农业、交通、金融,其他与建国有关的经济原则和方法,都得到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经济建设固是重要,其它有关大计的内政外交文化等事的检讨,亦一律欢迎。实行各种方针的方法,都需要详细的商讨,许多新意见新材料都应该评介质证。因此我们凭借此半月刊的地位,作为同志们交换意见的媒介,甚盼热心建国的朋友,忠言建论,随时见赐,共策进行[1]。《新经济》初创时,论文主要登载投稿人的文章,书评介绍和评介国内经济、政治、文化著作,现代经济档是登载战时的经济法规及各机关的重要经济报告,编辑后记是编者对刊发论文的简单介绍和评价。从第1卷第6期开始,《新经济》内容稍作了调整,因战时的经济法规公布很多,不能完全登载,如选择其中一二进行登载又难免造成挂一漏万,故取消了现代经济档,集中发表投稿者的文章和书评。《新经济》自创刊以来,得到各界人士的多方关注,从编辑后记中可知,由于投稿者众多,刊物编者多次因排版时间问题向投稿者致歉。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下,大后方知识分子并未放弃对国家前途和经济、政治、文化等建设的关注和思考。投稿作用主要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此外,政府机关的公职人员也参与到国家各项事务的讨论中,其中比较积极的经济机关有经济部、交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资源委员会、四联总处、中央信托局、中国银行总行、农本局、农业管理局、农林部垦务局等。此外,在最高法院任职的汤鹤逸,国防最高委员会任职的沈宗濂,广西教育厅长邱昌渭,卫生署的王尔乐、刘行骥,外交部的袁道丰、杨云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的吴紱征,都先后在《新经济》上发表文章[2-4]。《新经济》编者在《新经济的使命》中说我们此刻不但须从政权和军权统一之中去追求国力,我们更须进一步的谋经济的统一。以往经济的割据也是国力不能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举凡一切货币的、税收的、交通的、资源的把持,我们应火速的调整[1]。正是基于这一使命,《新经济》聚集了大后方一大批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为战时及战后国家的经济建设、内政外交事宜建言献策。二、《新经济》与经济战、经济建国《新经济》半月刊是关注国家经济建设、讨论经济事务的刊物,讨论的经济问题上至国家经济大政方针,下到百姓柴米油盐,面面俱到。学者们通过对战时国家经济现状和面临问题的剖析,指出抗日战争亦是经济战,提出经济建国的思想。高叔康[5]多次投稿《新经济》,表达经济是诱发战争最重要的原因,经济是形成战斗力的重要基础,经济是决定战争胜负最有力的因素的观点,他通过分析古今内外战争爆发的原因,指出经济既为诱导战争最重大的原因,经济也是形成战斗力的重要基础,具体到中日战争,他分析道,我们的经济发达程度不及敌人,敌人是工业国家,我们还是农业国家,因之,我们军队的装备也不如敌人;然而现在敌人的军队,已经被我们打的精疲力竭了,丧失再战的勇气,不过敌人现在要‘开发华北’,‘振兴中华’,劫略华南,以消化它的战果,我们要彻底打击敌人,使其对华侵略战争根本的失败,今后唯一要加强对敌经济作战,凡是中华民国的人民都有这种责任;须使人人都能尽对敌经济作战的责任。他强调加强对敌经济作战,这是决定中日战争最大的关键。其后李树青、庐郁文、徐日坤也纷纷就经济战一题发表看法。李树青[6]在《经济封锁与经济作战》一文中分析了都市与内地经济现状,提出了经济作战的对策,认为我们亟应认清各战区与后方物资的供需实况,然后切实的订下经济封锁与经济作战的策略。……我们的目的,只在设法使敌人的经济力量逐渐减损,我们的日益增强。一切合乎这个原则的事情,都可以做,努力地做。庐郁文[7]、徐日琨[8]分别就游击区的经济战、浙西的敌我特产经济战等进行了探讨,表达了对国内特定区域经济作战的思考。学者们对战时国内经济的讨论引起多方关注,经济建国的思想得到认同,各界人士纷纷表达对经济建国思想的重要性、经济建设的原则和要旨的理解。毕敏[9]在《经济建设要旨》一文中认为,经济建设为建国的基本工作,经济建设需向新的方向发展、经济建设宜注重国防;宋则行[10]对经济建设的远景和近路做了分析,认为今后经济建设的理想是计划经济制度的树立,它是一副远景。而目前可能的路,是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尽全力去推进国营事业,以期逐渐造成其在全经济领域内的支配作用,这是接近远景的阶梯,并提出了经济建设远景和近路需要注意的问题,即在这过程中,我们最须注意的是怎样使全国生产资源在国营事业与民营事业间有一个合理的分配,和怎样使外来的经济实力不致成为国营事业扩展的扰乱因素,而反为扩展的重大助力,给战时和未来经济建设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建议。另有不少学者从经济与各方的关系、经济政策和方针措施以及与经济相关的工业政策、外资政策、水电政策等发表见解。吴景超[11]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