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抗战时期知识分子新经济论文一、《新经济》的创办和基本情况《新经济》所关注和讨论的“经济”问题,不但包括工业、农业、交通、金融,其他与建国有关的经济原则和方法,都得到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经济建设固是重要,其它有关大计的内政外交文化等事的检讨,亦一律欢迎。实行各种方针的方法,都需要详细的商讨,许多新意见新材料都应该评介质证。因此我们凭借此半月刊的地位,作为同志们交换意见的媒介,甚盼热心建国的朋友,忠言建论,随时见赐,共策进行”[1]。《新经济》初创时,“论文”主要登载投稿人的文章,“书评”介绍和评介国内经济、政治、文化著作,“现代经济档”是登载战时的经济法规及各机关的重要经济报告,“编辑后记”是编者对刊发论文的简单介绍和评价。从第1卷第6期开始,《新经济》内容稍作了调整,因战时的经济法规公布很多,不能完全登载,如选择其中一二进行登载又难免造成挂一漏万,故取消了“现代经济档”,集中发表投稿者的文章和书评。《新经济》自创刊以来,得到各界人士的多方关注,从“编辑后记”中可知,由于投稿者众多,刊物编者多次因排版时间问题向投稿者致歉。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下,大后方知识分子并未放弃对国家前途和经济、政治、文化等建设的关注和思考。投稿作用主要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此外,政府机关的公职人员也参与到国家各项事务的讨论中,其中比较积极的经济机关有经济部、交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资源委员会、四联总处、中央信托局、中国银行总行、农本局、农业管理局、农林部垦务局等。此外,在最高法院任职的汤鹤逸,国防最高委员会任职的沈宗濂,广西教育厅长邱昌渭,卫生署的王尔乐、刘行骥,外交部的袁道丰、杨云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的吴紱征,都先后在《新经济》上发表文章[2-4]。《新经济》编者在《新经济的使命》中说:“我们此刻不但须从政权和军权统一之中去追求国力,我们更须进一步的谋经济的统一。以往经济的割据也是国力不能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举凡一切货币的、税收的、交通的、资源的把持,我们应火速的调整”[1]。正是基于这一使命,《新经济》聚集了大后方一大批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为战时及战后国家的经济建设、内政外交事宜建言献策。二、《新经济》与“经济战”、“经济建国”《新经济》半月刊是关注国家经济建设、讨论经济事务的刊物,讨论的经济问题上至国家经济大政方针,下到百姓柴米油盐,面面俱到。学者们通过对战时国家经济现状和面临问题的剖析,指出抗日战争亦是“经济战”,提出“经济建国”的思想。高叔康[5]多次投稿《新经济》,表达“经济是诱发战争最重要的原因,经济是形成战斗力的重要基础,经济是决定战争胜负最有力的因素”的观点,他通过分析古今内外战争爆发的原因,指出“经济既为诱导战争最重大的原因,经济也是形成战斗力的重要基础”,具体到中日战争,他分析道,我们的经济发达程度不及敌人,敌人是工业国家,我们还是农业国家,因之,我们军队的装备也不如敌人;然而现在敌人的军队,已经被我们打的精疲力竭了,丧失再战的勇气,不过敌人现在要‘开发华北’,‘振兴中华’,劫略华南,以消化它的战果,我们要彻底打击敌人,使其对华侵略战争根本的失败,今后唯一要加强对敌经济作战,凡是中华民国的人民都有这种责任;须使人人都能尽对敌经济作战的责任”。他强调“加强对敌经济作战,这是决定中日战争最大的关键”。其后李树青、庐郁文、徐日坤也纷纷就“经济战”一题发表看法。李树青[6]在《经济封锁与经济作战》一文中分析了都市与内地经济现状,提出了经济作战的对策,认为“我们亟应认清各战区与后方物资的供需实况,然后切实的订下经济封锁与经济作战的策略。……我们的目的,只在设法使敌人的经济力量逐渐减损,我们的日益增强。一切合乎这个原则的事情,都可以做,努力地做”。庐郁文[7]、徐日琨[8]分别就游击区的经济战、浙西的敌我特产经济战等进行了探讨,表达了对国内特定区域经济作战的思考。学者们对战时国内经济的讨论引起多方关注,“经济建国”的思想得到认同,各界人士纷纷表达对“经济建国”思想的重要性、经济建设的原则和要旨的理解。毕敏[9]在《经济建设要旨》一文中认为,“经济建设为建国的基本工作,经济建设需向新的方向发展、经济建设宜注重国防”;宋则行[10]对经济建设的远景和近路做了分析,认为“今后经济建设的理想是计划经济制度的树立,它是一副远景。而目前可能的路,是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尽全力去推进国营事业,以期逐渐造成其在全经济领域内的支配作用,这是接近远景的阶梯”,并提出了经济建设远景和近路需要注意的问题,即“在这过程中,我们最须注意的是:怎样使全国生产资源在国营事业与民营事业间有一个合理的分配,和怎样使外来的经济实力不致成为国营事业扩展的扰乱因素,而反为扩展的重大助力”,给战时和未来经济建设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