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严歌苓新论
杨晓文
以 1989 年赴美留学为契机, 小说家严歌苓成功地登上世界华文文学的舞台,并在
二十余年的勤奋耕耘中保持着强劲的气势和蓬勃的发展。从《海那边》、《红罗裙》、《扶
桑》等作品在台湾及香港连连得奖, 到《少女小渔》、《天浴》改编为电影备受推崇, 再
到《白蛇》等小说出版英译广获好评, 一浪推一浪, 严歌苓的文学仿佛海潮漫过台湾、香
港, 漫向大陆、西方。随着一连串奖杯的摘取和读者范围的逐渐扩大, 严歌苓自然引起普
遍的关注和认识。如今在媒体和评论界, 关于严歌苓小说的文字都在增多。然而, 一个明
显的倾向却是多数评论者的兴趣停留于个别篇章的分析和剖视上, 或者从个别题材出发
对严歌苓的归类上。比如, 长篇小说《人寰》获奖后评论纷至, 但就《人寰》而论《人
寰》者多, 很少有人把《人寰》与作者的其他作品相联系相比较。又比如不管作者怎样努
力从事各种题材的创作, 把眼光仅仅局限于移民题材而执意贴之以「移民文学」标签的也
不乏其人。也就是说, 围绕严歌苓的文学, 评论和研究并不是稀少的, 而且某种角度上毋
宁说是兴盛的, 但是由于缺少对其整体把握的立场, 尤其缺少在华文文学大背景下对它的
审视方法, 很多评价和争论都未能触及本质, 因而不具有经得起推敲的令人信服的论断。
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严歌苓作品的全面考察, 探讨严歌苓艺术的特质, 进而对严歌
苓作品在华文文学中的地位给予界定。
一. 人性的聚焦
“离散”与“边缘”是华文文学批评中最为关键的两个术语。两者之所以被频繁
使用, 是因为它们简洁而深刻地概括了华文作家独有的心理状态和两难处境。“离散”
如果说着重描述远离祖国飘游他乡因而根须无定的主观感受, 那么“边缘”则反映的是
华文作家游离于“主流”之外的社会文化位置。相对于母体文化, 他们与“主流”拉
开了距离, 处于边缘, 在所寄居的国度, 又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 与“主流”形成阻隔,
仍是边缘。是立足于“边缘”? 还是挑战“主流”? 假如不甘居“边缘”, 那么用什
么形式谋求与“主流”的交流以得到认同? 与本土作家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使华文作家
宿命般地遭受这些问题的追问。因为对它们的回答不仅仅是回避不了的内心要求, 更重要
的它们是关系作家主体确立和生存战略的根本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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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文化論集第巻第 2 号
言語文化論集第 XXXⅡXXXII 巻第 2 号
90 年代初, 当一边度送贫穷打工生活一边坚持哥伦比亚艺术学院硕士学业的严歌苓,
正处于向华文作家身份变更前的准备阶段, 由诸多来自大陆的华人所进行的英语创作掀起
着一股世界规模的阅读热潮。出版于 1991 年的《WILD SWANS》可谓登峰造极, 这些以
“控诉这个统治”的“真实故事”为共同特征的作品, 汇入“主流”当然借助了主
流语言的力量, 但使用英语并不是走红的唯一原因。它们在西方产生震撼的主要理由在于
通过讲述西方人不曾经历而且难于想象的“文革”而抓取了对方的好奇心, 简言之, 通
过显示“异”和“落差”造成了吸引力。不断地问世的“似曾相识”的故事似乎在
证实这种写作密诀通向成功的可能性。然而, 我们看到, 在同一时期出发的严歌苓的海外
小说创作, 与上述“文革故事”相比, 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文学追求和价值取向。
《栗色头发》作为严歌苓的华文文学的起点, 发表在台湾 1990 年 9 月的“中央日报
副刊”上。其中既没有波澜起伏的政治社会事件, 也不作离奇曲折的人物命运安排, 所
取题材不过是大陆出身的“我”与美国青年“栗色头发”之间发生的一段恋情。以
“我”和青年相遇到相知的感情纠葛为主线, 通过“我”的打工活动, 穿插了若干身
份来历不同的人, 比如, 香港迁来的商人郭先生一家, 留学生李豪夫妇, 以及富孀娄贝尔
夫人等。所用笔墨不多, 但所有人物都生动得呼之欲出。因为在小说家对心理精细传神的
描写下, 每个人物深处的人性被挖掘得淋漓尽致。于是, 你完全理解“我”对一面是真
切地追求“我”一面又刻板地看待中国的“栗色头发”的爱的犹豫, 你也会体谅给残
废篮球队员当拐棍儿拄的李豪对待打工的那份达观, 甚至在“长得不丑”的帮佣“我”
的面前郭先生隐隐约约的亲热和郭太太时时刻刻的警戒……。《少女小渔》是两年后作者
在台湾的第一个得奖作品, 讲述的是为了骗取绿卡而假冒婚姻的一个骗局。二十二岁的少
女小渔和一个六十七岁的意大利孤老头伪装结婚后, 为了防止移民局的调查怀疑, 小渔不
得已搬进了老头的房子去住。作家的笔细腻地行走在小渔和孤独猥琐的老头同住一个屋檐
下后给老头从心理到精神风貌所带来的微妙变化上, 让勤劳忍让富于同情心的小渔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