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摘要无论从社会性质还是思想层面来说,春秋时期在中国历史中都是一段重要的时期,期间的郑、晋两国的以铸刑书和铸刑鼎为标志的成文法公布也是一个大事件,而通过公布成文法所反应的礼与法的关系更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个大命题。从春秋时期成文法的公布开始,法逐渐从包罗万象的礼中相对独立出来,而形成礼法二元的结构。礼法二元结构的形成有春秋时期特定的环境,是多方论文就这一课题集中从三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全面阐述以春秋时期郑、晋两国铸刑书与铸刑鼎事件为代表的成文法公布。通过摘录《左传》中关于郑、晋两载,透过当时郑、晋两载的不同理解,在此基础上剖析世人对以郑、晋两国铸刑书与铸刑鼎为标志的成文法公布这一事件的主要争议及礼法分野。第二部分着重交代春秋时期的铸刑书、铸刑鼎的成文法公布不仅仅是一场外在的立法,更是世人在对当时的社会秩序、制度和目标等不同思考与选择的长期积累的结果,与当时的礼治有着明显的论争。客观上形成了法与礼完全独立、相对并列的二元礼法结构,即一个统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裰和一个调整着人们的外在行为ㄖ的二元礼法结构。第三部分是论文的重点,通过全面分析春秋时期以铸刑书、铸刑鼎为代表的成文法公布,以及春秋时期世人对礼法的论争,得出成文法的公布不仅是法律从秘密状态到公布于众的意义,更在于该时期形成了不同于先前的二元礼法结构的意义。因此,这部分深入分析春秋时期礼法二元结构形成的原因。主要从五方面来分析春秋时期礼法二元结构的形成:从政治上来讲,春秋时期以周天子为代表的周王室日渐式微是当时的大背景,这既是成文法公布的前提也是形成礼法二元结构的一个因素;春秋时期的社会较之先前三代已有明显的区别,传统的礼治秩序日渐瓦解,即“礼崩乐坏”的社会秩序,从社会秩序上来说为春秋时期铸礼法二元结构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各个学派从面的因素的存在。
不同的阶级立场提出自己的学说同时也是思想大碰撞的过程,为春秋时期礼法二元结构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条件;春秋时期的统治者基于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考虑,单纯依靠礼治控制社会的模式已不再适应当时的需要,因此,春秋时期社会控制模式的转型也是形成礼法二元结构的一个因素;然而,春秋时期法尚未占据主导地位而又受传统礼治惯性的影响使得法与礼形成的是相对并列的二元结构。此后,春秋时期礼法二元结构即是各朝代礼法结合和分离的起源。简言之,论文通过分析春秋时期成文法公布的内容及当时对公布成文法的争议,探寻在春秋时期其形式的深层原因,解读出春秋时期由“礼ⅰ胺ā钡冲突到形成礼法的二元结构,并全面分析礼法二元结构的形成。关键词:春秋;成文法;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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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々春秋时期成文法公布不单在当时影响重大,就是在整个中国法制史的进程中也有深刻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更是在周天子势衰,各国争霸图存的时候,当世以“救世O质敌枰#追咨崞艹单一的宗族血亲为基础的礼治控制社会的模式,逐渐转向以社会强力控制为目标,强调以圣人不齿的刑罚为控制方式。也正是这一点对传统的秩序构成了极大的破坏,这种选择在当时的士大夫看来是社会的“堕落”,而仔细分析春秋时期的历史背景,其实这体现了一种务实与合乎时宜的政治追求。因此,大历史的看,处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变迁的时代,春秋期间的一些明智的政治家不得不决心抛弃以往的“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先王之道,转而以“人人皆可能为小人I缁嶂刃虻幕镜紫撸剿鞒鲆惶蹙哂锌芍葱行的小人之法,这在当时可能不是最优的选择但不可否认的却是最从实际出发因而也成为时代的必然选择。春秋时期通过公布成文法活动选择的现实道路,舍弃了以往的一元礼治模式并没有走到一元法的道路上,而成功的探寻出了礼法二元结构的模式。即有社会生成的饕R宰谧逖G住⒏鋈巳贤凸夷礼治和国家制定的法。礼乐或礼治已退居宗亲和个人的内在理念,且法也不再是礼的附属物。铸刑书之后的法已经是与礼并重的,起到调整与规范人民外在行为的强制方法。这一礼法二元结构直至清末修律,各朝虽有所偏重但已不脱离这一主线了。在这一主线的基础上,礼法结合的恰当则社会表现的相对稳定与发展,而偏离礼法结合的二元结构于一元礼治或一元法体制都对社会表现出不适应。有鉴于此,在经历了清末修律的时代变革之后,已全盘西化的法律改革不可否认的割裂了中国礼法传统,而当代的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已经有意无意的将中国礼法传统置于了对立面。但是传统却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得以传承,我们更应该去发掘礼法传统的精华,使其成为或转化为现代法治的有利因素,为现在法治转型提供动力。春秋时期成文法公布形成的礼法二元结构的传统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而这一传统意义对于当代的法治转型有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