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五年规划史五年规划新中国实施十一个五年计划(规划)的历史经验1992年至2009年为第二个阶段,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八五”(修改后的计划)、“九五”、“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都属于这个阶段。这个时期我国的物价基本放开、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格局已经形成、对外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市场机制成为调控企业的基本手段,买方市场已经出现。一言以蔽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基本形成。从“九五”计划开始,我国的经济形势和环境又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是“短缺”时代结束,经济运行已由长期以来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二是深化改革导致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三是经济规模对于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四是随着我国越来越多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境外经济的涨落甚至风吹草动都会对我国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我国的经济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因此,在这个阶段,与完善市场体制和转变政府职能并行不悖的,是再次强调了“政府之手”的作用,加强了宏观经济调控。比如,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1999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2004年加强宏观调控抑制经济过热、2005年以取消农业税为标志的工业反哺农业和统筹城乡发展、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等。运用好“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在11个五年计划(规划)中,“政府之手”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是计划管理。计划管理作为一种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的手段,最早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他在两卷本《社会主义制度》一书中假设了“一个社会主义生产部”,由它实行计划经济,并在理论上达到与市场均衡力量所产生的完全一样的结果。计划管理作为一种管理经济的手段,又可分为两种具体方法: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将计划管理置于至高无上和唯一的管理经济的手段,是前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才出现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归根到底是各级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我们始终面临着如何处理经济运行中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的关系问题。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实施计划管理的需要,党和政府就对这两只“手”的关系进行了探索。1953年我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的农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王观澜就针对农业的计划管理提出:“对于私有小农生产不能直接施以计划。国家机关要引导他们纳入计划经济轨道上来,主要是通过合理的价格政策以及必要可行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去引导农民生产,这是在农业集体化未全盘实现以前,国家指导农业生产的主要办法。”陈云同志在中共八大上根据新中国成立以后管理经济的经验,就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也提出了计划内和计划外管理、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方式:除了对纳入国家计划的指标实行分级管理外,“其他许多次要的、种类繁多而情况又不易掌握,因而无法一一纳入国家计划的指标,则由地方或者各基层单位自行安排,国家只从大的方面加以筹划,并从价格政策、供销关系上加以调节。凡纳入国家计划中的各项指标,可以分为三种,即指令性的指标、可以调整的指标和参考性的指标”。但是,在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里,市场调节和指导性计划基本上被排除在政府调控经济的手段之外,此间的五年计划虽然没有一个是正式通过和确定下来的,但实际上都是带有指令性的计划,并成为各级政府和计划管理部门管理经济的参照指标。1958年以后,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农村经济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不断加强,管理形式趋于单一,农民的自主决策和农产品的自由交换微乎其微。当经济发展受挫后,在1961年至1964年的调整时期,市场与自由贸易的作用一度得以发挥,国家计委一度重新提出计划管理的多元性。但是国民经济刚刚恢复,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以后,市场机制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逐渐扩大,日益成为经济运行中的基础性机制,计划管理的范围则逐步缩小,方法也逐渐由指令性计划为主向指导性计划为主转变。这种转变主要是伴随着两个方面的改革而进行的:一是公有制经济本身的改革逐步深入,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越来越大,集体所有制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上摆脱了政府的直接干预;二是国有经济和国家的生产性投资比重下降,依靠市场生存和发展的民营经济比重越来越高,国家已经不可能对这部分经济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因此,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除了制约政府的投资和国有银行的信贷,越来越体现为指导性的计划和制定经济政策的基础。1985年,邓小平同志总结说:“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