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摘要:本文研究了公司披露政策、公司分析师人数与分析师盈余预测的特征之间的关系。从FAF数据中得出,披露信息越多的公司其跟踪的分析师人数越多,分析师的预测精度也越高,分析师预测之间的离差越小、分析师修订预测的程度越低。这些结果增加了我们对于分析师在资本市场上扮演的角色的理解。一、引言本文我们研究披露政策、跟踪的分析师人数与预测特征之间的关系。企业可以吸引分析师,提高市场预期的精确度,减少信息的不对称,并通过采取更积极的披露政策来限制市场惊喜。在FAF报告中,分析师评估公司披露的完备性,对以下三个方面分别进行评级打分,即每年公布的信息,其他已发表的信息(包括季度提交的文件,新闻稿和代理报表)以及投资者关系。我们的beij变量是跟踪的分析师人数和预测精度、预测标准差和预测修订的波动性。我们控制其他变量(以往的研究已表明这些变量与利益变量相关),不难发现,在行业内,公司的信息披露政策越积极,跟踪的分析师的人数越多,分析师的盈余预测越精确,分析师预测的离差程度越小,预测修订的波动性越小。我们的研究表明,对跟踪的分析师和分析师预测的特征而言,公司披露的信息对他们起着主导作用。此外,我们发现,披露的信息量越多,跟踪的分析师人数越多,这与该理念是一致的:公司提供的信息不能取代分析师的服务。二、相关文献我们的研究对涉及到现存文献中的两个主流:(1)研究跟踪的分析师数量的决定因素,及(2)研究预测的精确程度和离散程度的决定因素。跟踪分析师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大多侧重于企业特征而不是披露政策。Bhushan(1989)在一个横断面研究中发现公司跟踪的分析师的人数的增加与企业规模,体制的所有权等有关。在时间序列研究中,O‘Brien和Bhushan(1990)发现,当公司的收益率波动性下降时,跟踪分析师就会增加,而且之前跟踪分析师规模越小,增加的就越多,同时公司在行业中要求信息披露的越严格,公司数量越多,增加的也就越多。Brennan和Hughes(1991)发现,在控制了公司规模和过去的回报后,公司股价越低,跟踪分析师人数就越多;在股票分割后,分析师的数量也会增加。也许是最接近我们的研究,Byrd等人(1993)记录了在CEO对分析师协会演讲之后跟踪分析师的短期增长。虽然有大量文献是关于分析师预测的特征(见Brown等人1985年和Brown1993年的评论),但是很少有论文考虑选择性披露如何影响分析师的预测。同样,Waymire(1986)发现,分析师盈余预测的精确度将会随着管理盈余预测的发布而略有增加。尽管管理层的盈余预测有具体的披露事项的优势,FAF数据能够通过整合披露的重要方面来更全面的衡量公司信息披露,这些披露是难以量化的(例如,新产品公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与管理层的定性讨论),并且很难反映一些财务报表数据的主要用户的看法。分析师行为:一是分析师跟进的选择问题,这是用为公司提供盈余预测的分析师数量来衡量;二是他们对盈余预测的特征问题,这是用预测准确度、预测的离差程度以及一年内预测修正的波动性来衡量披露和分析师跟进在Bhushan分析中(1989),分析师的均衡数量取决于分析师服务的总需求量和供给曲线的交集。如果从企业内部获得信息比从其他渠道成本低,那么公司内部信息披露的增加会使分析师的供给曲线向右移动,增加了总供给量。信息披露的增加对分析师需求量产生的影响取决于分析师在资本市场中所起的作用。如果分析师是主要的信息媒介——拥有重要信息并把这些信息传递给资本市场——这样的话,公司信息披露的增加意味着分析师持有更有价值的报告可供出售。在这种条件下,披露信息量的增加使得分析师的需求总量也增加了。分析师是主要的信息提供者,这就和和公司直接为投资者披露私有信息形成竞争关系,那么公司自己披露私有信息将会替代分析师的分析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信息披露增加会使会减少分析师的总需求量。这一影响将会减少分析师的均衡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