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太史公写《史记》为什么要用曲笔?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比较复杂,但不外乎三个原因。其一,太史公与汉武帝的政治冲突;其二,汉武帝对太史公的职责压制;其三,汉武帝对太史公的人身摧残。由于这个原因,太史公对写当代史就不能不有所忌讳。这就正如太史公在《史记·匈奴列传》传赞中借机评孔子作《春秋》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试想,太史公在《史记》中为汉初功臣作传,怎么能不“切当世之文”呢?这就正如前面所说,太史公由于与汉武帝的冲突,加上自身的悲惨遭遇,他就对与自己命运相似的韩信、李广等人十分关注。故他在《史记》的写作中,尤其是在汉初功臣列传里,就以韩信之死和李广不封为核心,通过“互见法”曲笔发微,对他们的悲剧命运给予深刻同情;同时,对迫害他们的汉代统治集团予以无情揭露。像这些描写,肯定出之于“忌讳之辞”。一、太史公与汉武帝的政治冲突那么,太史公与汉武帝有什么政治冲突呢?其实,太史公与汉武帝的政治冲突,也就是太史公与汉武帝在政治思想领域的矛盾。秦始皇残暴,汉高帝约法三章,以宽济严,赢得民心。刘璋在益州法纪松弛,诸葛亮入蜀实行法治,以严济宽,益州大治。汉初承战乱之后,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政策,经济发展,国力强盛;到了汉武帝时,就需要改变这种无为无欲的、以宽济严的政策,为有为有欲的、以严济宽的政策,这样,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当然,与之相适应,就首先需要强化中央集权;而强化中央集权,就首先需要相应的理论先行。而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正好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学说,认为天子是天的儿子,是上天派到人间来统治万民的。天子工作做得好,上天就下降祥瑞来奖励他;天子工作做得不好,上天就下降灾祸来惩戒他。这样,董仲舒一方面通过神道设教的方法,论证了帝王的合理性和天经地义性;另一方面,又通过这种论证,向具有离心倾向的各诸侯王发出警告,要服从天子的绝对权威,无条件地拥护中央政府。同时,为了维护这种政治核心,就需要结束百家争鸣的局面,完全整齐思想,一以学术。这就成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那么,他的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又是指什么呢?孔子作《春秋》,突出了一个主题,就是“尊王攘夷”,维护大一统。董仲舒讲春秋公羊学,就是要以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经验为教训,来维护汉武帝的绝对权威,暗示具有离心倾向的各诸侯国,要在政治上和中央政府保持一致。太史公曾经向董仲舒学习过经学,对老师的这一思想当然是拥护的。但是,落实到现实政治中,汉武帝借着这一思想,外兴武功,征伐四夷,内竭民力,横征暴敛。正如《史记·平准书》所论,“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从这里可以看出,对汉武帝的“多欲”政治,太史公是持反对态度的。所以,在《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太史公就借主父偃的口批评武帝“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这里的“外施仁义”,其实就是指的汉武帝以董仲舒的理论为幌子,而肆其“多欲”的本质。政治上,有王道霸道之分。王道者,道德也,仁义也,教化也,是儒家的政治理想;霸道者,刑律也,武力也,治术也,是法家的政治方法。高明的政治是霸王道杂而用之。那么,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及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是不是属于王道政治呢?从理论上讲,是的;但是,任何理论都是现实政治需求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董仲舒提倡儒家的思想,也是现实的政治功利追求的结果。这样,他就既给汉武帝提供了儒家大一统的理论论证,确立了儒家的意识形态;同时,又不放弃对现实政治目的的积极追求。所以,董仲舒是一个霸王道杂而用之的思想家。试想,汉初承战乱之后,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政策,其实就是以宽济秦政之严的王道政治。而到了汉武帝时,改变这种无为无欲政策,为有为有欲政策,严刑峻法,横征暴敛,穷兵黩武,就是霸道政治了。虽然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但是,汉武帝政治的实质,是以经术缘饰吏治,也就是说,外面是儒家的幌子,里面是法家的作为。这当然为太史公所反对。那么,太史公在《史记》的哪些地方,表现对武帝政治不满的曲笔呢?《史记》整体精神基本上是围绕着尊王道、贬霸道,尊气节、贬势利,尊仁义、贬法术而展开的,所以,太史公在给人物立传的时候,在《七十列传》之首,首先为伯夷、叔齐立传,三代人物何止千百,而太史公独置两个叫花子为传首,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曲笔表现了太史公尊崇气节,贬斥势利,尊崇仁义,贬斥功利的思想,和以道德为本,以政治为末的社会政治文化观念。所以,《史记·伯夷列传》其实是《史记》人物传记的序,也就是,太史公为人物立传的主旨所在。从这个角度,也就是如果按照《史记》立传的主旨分析,就可以看出太史公是尊崇王道政治,反对霸道政治的,有感而发,就可以看出太史公是反对武帝的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