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俄侨诗人的“中国声调”北京外国语大学李英男20世纪20-30年代是旅居中国的俄侨社团的全盛时期。据原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阿勃尔金(又名阿瓦林)统计,30年代初仅东北地区就有26万俄罗斯侨民1。俄侨社团的社会生活非常活跃,与其他外侨社团相比,表现了较突出的文学爱好和文学创作倾向。其中诗歌创作所占比重相当大,1918年—1947年间共出版了近180部诗集和难以统计的大量的零散诗作2。难怪美国学者克雷德认为:“中国俄侨的文学创作成果足以构成一个富裕国家的不太贫乏的文学遗产”3。俄侨如此重视文学和诗歌创作是有其社会历史原因的。从社会成份来看,俄侨当中知识分子的比例较大,有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占多数。“侨民社团总的文化程度超过俄罗斯革命前的平均水平”4。沙皇时期,俄罗斯的中学教育侧重于人文学科,以语文课程为主课,为俄侨打下了较雄厚的文学底子。特别是19至20世纪俄罗斯文化的文学中心主义,对广大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爱好起了导向作用。此外,“白银世纪”的强大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30年代,在“白银世纪”余波的熏陶和推动下,俄侨知识分子把尼·古米瘳夫、阿赫马托娃、勃洛克乃至早期的马雅可夫斯基等著名诗人立为自己的偶像,倾心于诗歌创作,并有意无意地模仿他们的风格、情趣和底蕴。当然,俄侨诗歌不能说全部是模仿性的。俄侨诗人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国度,立足于自己的特殊经历,用他们特有的题材、情感和语言为俄罗斯侨民文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当我们评价中国俄侨诗歌创作的时候,一方面,正如B·阿格诺索夫教授所指出的,“不应扩大哈尔滨侨民文学对俄罗斯文化宏观发展的作用”5,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中国俄侨诗歌的文学价值和不可否认的艺术魅力。美国学者M·拉也夫提出,“由于俄侨社团在地理上的分散,俄侨诗歌大合唱以巴黎的声音为主调,还可以分辩出布拉格、柏林,或许还有哈尔滨等各种不同的声调”6。笔者认为,“俄侨诗歌大合唱”中出现别具一格的“哈尔滨声调”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因素所造成:正是中国的氛围、中国的意境和华夏文化的深远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哈尔滨俄侨诗人的创作特色,因此,所谓“哈尔滨声调”实际上可称为“中国声调”。“中国声调”中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许多与中国生活相关的专门词语(包括词汇学中所称的“异国词语”--варваризмы)。翻开俄侨诗歌集,诸如:будда(佛)、кумирня(庙)、лама(喇嘛)、мандарин(官吏)、паланкин(花轿)、лотос(荷花)、бамбук(竹子)、джонка(舢舨)、иероглиф(象形文字)等词语比比皆是,其中还有不少是直接来自汉语的外来语,如:чай(茶)、гаолян(高粱)、тайфун(台风)、фанза(房子)、кан(炕)、рикша(人力车)等。这种词语的复现率大大超过了俄语中的通常情况。此外,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边境地区,中俄居民频繁交往的地方曾出现以大量吸收汉语词语为标志的一种俄语方言,这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在哈尔滨俄侨诗歌中被用作别具一格的艺术手段。例如:--Асабля,глядинаем...–золотая!--瞧,他佩带的长剑...是黄金做的!Знать,чинохвицерский...这可是个大官呀!1参看B·阿瓦林:《“独立”的满州》,第9页,[俄]党内出版社1932年版。2统计数字参看《中国俄侨诗歌》,第5页,B·克雷德、O·巴基奇主编,莫斯科《时代》出版社,2001年版。3同上,第6页。4同上,第8页。5B·阿格诺索夫:《俄罗斯侨民文学》,第54页,“特拉-运动”出版社,莫斯科1998年版。6M·拉也夫:《海外俄罗斯:1919-1939年俄侨文化史》,第147页,“进步-科学院”出版社,莫斯科1994年版。1--Кан-капуе!--不要乱动!H·斯维特洛夫(НиколайСветлов)《在街头》中国的环境使俄侨诗人联想翩翩,产生新颖、优美的形象语言。中国是铜、瓷之国,诗人们就时常以铜、瓷作比喻。K·巴图林(КириллБатурин)写道:“杏树开花时,天穹如兰瓷”。Л·叶辛(ЛеонидЕщин)把自己的声音比作铜锣,把月光描绘成“古铜色”的。中国人最喜爱的黄色,也常用来做比喻的,诸如:“黄色的晚霞”、“我那黄皮肤的故乡河”、“黄眼睛的阴森森的黑夜”、“晚霞般的金黄色的姑娘”等等。中国被俄侨诗人称为“黄色国度”,中国人是“温顺的黄种人”。植根于中国文化现象的生动比喻还可以列举很多:“象佛像一样,缄默、沉静”(A·阿恰伊尔–АлексейАчаир),“月光用黑墨在地上作画”(K·巴图林),星座在天上“画出自己的形象字”(E·拉欽斯卡娅–ЕлизаветаРачинская)。M·沃林(МихаилВолин)把西下的太阳视为“徐徐熄灭的龙的火眼”,阿恰伊尔则把渐渐笼罩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