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2008年7月19日凌晨4时,175名警察从孟连县城整装出发,星夜奔赴40公里外的勐马镇勐啊村。黎明时分,这个宁静的村寨已被重兵包围,5名嫌疑人随后被抓捕,受到强制传唤。抓捕行动本来还是顺利的。然而,情况突变,这次抓捕酿成的冲突就此拉开了血腥的序幕。
随后,勐啊村数百名村民呼啸而来,他们手持长刀、锄头、铁棒、木棍、弹弓等器械,沿勐马至勐啊公路形成围攻之势,冲击正在孟连农场制胶厂路口执行警戒任务的58名警察。警察奉命迅速组成四层防御队形,并用扩音器喊话试图劝阻村民,但村民们不予理睬,他们从公路正面和左侧山坡分两路袭击警察,挥舞刀棒砍砸过来,突破了警戒线,警察的盾牌、头盔、警棍被刀棍劈开砸裂,多名警察负伤。在对空鸣枪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警察被迫使用防暴枪(内装橡皮子弹)自卫,由于距离太近,岩尚软、岩底父子二人被防暴枪击中死亡。与此同时,另一路村民纷纷用石块、砖块、弹弓发起攻击,警察对空鸣枪并发射催泪弹驱散了人群。至此,围攻人群逐渐停止攻击,但仍聚集在150米外与警察对峙。村民砍倒树,用树干、石头和人墙切断交通,把警察围困在公路边动弹不得,无法回撤。现场局势一触即发,气氛极度紧张。村民提出必须马上释放被强制传唤的5名嫌疑人。闻讯赶到的普洱市委书记高旭升现场劝导情绪激动的村民,并决定放人,缓解对立情绪。傍晚,被围困达11个小时的警察终于得以撤离。
当天先后参与围攻警察的村民达700余人。这起事件造成两名村民死亡,17名村民、41名警察、3名干部受伤,9辆执行任务的汽车被砸坏,102件警械被损毁或丢失。 2008年9月4日,云南省常委会专题听取省委、省政府孟连“”事件调查组情况汇报并对事件作出处理结论。
云南省常委会认为,“孟连事件”表面上是警民冲突,而实质是胶农与企业的经济利益长期纠纷所引发的一起较为严重的群众性突发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集中表现。事件后果严重、影响恶劣,不仅造成了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而且严重伤害了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的感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云南省委常委会还决定,对“孟连事件”定性不准、决策失误、处置不当、用人不当、工作失职的市县常委领导分别给予撤销职务的党纪处分和责令辞职、书面检查的问责;对普洱市、孟连县少数领导干部参与橡胶公司入股、分红,参与胶林买卖、租赁等涉嫌违法违纪
问题,由省、市纪委检监察机关进一步调查;责成普洱市委、市政府对“孟连事件”中负有责任的孟连县委、县政府和乡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党政纪处分
,在全球公共行政改革的浪潮下,强化政府官员的责任,建设责任政府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公共行政改革的趋势之一,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过激公共行政改革潮流的影响下,为了解决政府公务员内部出现的不协调和难以合作,严重影响政府的施政效果以及民众回应性不够,忽视民意表达的诉求等问题,加快责任政府建设步伐,于2001年4月17日向立法会提出了高官问责方案,并于同年7月1日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推行的问责制,为施政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面貌,使行政管理队伍出现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由于问责官员要承担责任,他们就要重视民意,更要体察民情和勇于面对市民公众,以政绩赢取市民公众的信任和支持,更能够及时回应市民诉求,建立更有民意基础的政府。二是通过问责制,主要官员权责更加清晰界定,加强了官员责任,为造就一个更加开放、负责和有效的政府奠定基础。
,于2003年非典时期在大陆逐步推开,包括前卫生部长、前北京市长两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几百名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处,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短时间内就同一问题连续地、大范围地追究官员责任。非典危机过后,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进问责的制度化。
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官员因涉及“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应引咎辞职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将引咎辞职明确引入问责制度,这其实也是从中共中央文件的层面确立了问责制度,对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