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上层革命探究论文成功的上层革命更多的不是产生于压力,而是产生于信念。一切变革总是要与扩大公民自由和限制政府权力相联系。一个坚持自己特殊利益的政府和集团很难有真正的变革,晚清政府就是一例。在国家政治问题上,我们长期强调国民素质的决定性作用,所谓“有什幺样的国民就有什幺样的领袖和政治,改造国家和政治须先改造国民性”。但若把全民民主素质的提高作为一国政治改良的先决条件,就意味着民主的到来将是极漫长的等待过程。事实上,民主制度可超越这一条件。民众素质固然重要,但上层领导者的素质更具决定意义,他们塑造或推动塑造了国民的性格。只有少数人是从伟人的思想中学****民主,而绝大部分人,乃是从政治生活中学****民主。革命的目的不是攫取权力以群众力量推翻固有秩序,不但很可能伴随暴力,好坏也难以预知。在被统治者要挣脱不可容忍的枷锁时,统治者却坚决维护自己的利益,于是来自下层的反抗不断聚集能量,一旦获得某个时机就排山倒海而来,就像法国大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极其突然,无法预测,警惕性再高的当局也措手不及。下层革命由于其与生俱来的激进性和报复色彩,血腥和恐怖便随之一同到来,新政权只有用***才能消除难以控制的无序局面,其结果就是用一种压制取代另一种压制。但革命如果只是以攫取权力为目的,而不是像甘地所说的,是为了“一种关系的改选,最终达到权力的和平移交”,就不可能取得有进步意义的成功。来自上层的革命,自愿、主动地以和平方式从权威主义制度完成向民主制度的过渡,通过竞争获取权力和实现权力移交,并不一定只是为了缓解社会压力才被迫改变,也不仅仅是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经验表明,出于统治需要,不得不进行的改革很有可能只是权宜之计,它力图通过对旧体制的缝缝补补得过且过,这在清末洋务运动中表露无遗,在其最后被迫作出的宪政改革中表现尤为突出——它不打算限制权力,更不打算移交权力,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赋予皇帝一切大权,规定大清皇帝必须被“永远尊戴”,即使如此,政府还是借口中国实行宪政条件没有成熟,宣布要经过九年筹备宪政期之后才颁布宪法、选举国会。清末假模假样的上层变革已深刻地留在民族记忆中,并注定每隔一段时间就成为社会热门话题。革命的遗产是复杂的。革命带给人们***和憧憬,但没持续多久,没等他们细细品味这份甘甜,已开始感觉到新的压迫,某种程度上甚至更严厉。这促使人们思考,取得政权就标志革命成功吗?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又进行了国民革命,但国民政府带来了什幺呢?不但把工商业生存独立置于权力和官僚资本的卵翼之下,而且把全社会都置于国民党监视之下。胡适1929年写道:“无论什幺人,只须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共党嫌疑’等等招牌,身体可以受辱,自由可以完全被剥夺,财产可以任意宰割……无论什幺书报,只须贴上‘反动刊物’的字样,都在禁止之列。”如果革命旨在夺权,那幺,凡有利于巩固权力的手段都会用上。“五四”带给中国的传统之一是,大学生民主运动充当推进政治民主的重要形式,它在此后几十年内一再发出巨大回响。作为示威活动它是有效的,如1919年“五四”运动迫使当局惩处了三个卖国贼,但作为民主运动,它的实效可疑,这不仅因为学生缺乏改造实现政治的力量,也因为学生运动不可能成为社会获取民主的途径——在政治社会里,大学生尚处于边缘位置,在社会分工中没有正式角色,他们是校园民主的主体,不是社会民主的主体,而没有主体参与的民主运动不会有什幺结果。民主希望升起的地方将是纯粹的学生民主运动终结的地方,在这里,社会大众有了民主的要求和渴望,大众的民主要求和渴望既可引发革命,也可推动上层变革,变革目的是按民主原则改写权力规则——既包括获得权力的规则,也包括使用权力的规则。一个人或几个人发起的革命观察苏联到俄罗斯的历史性转变,两个人物至关重要,即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当戈尔巴乔夫从布尔什维克的早期遗产中找出“多一点光亮”的“公开性”武器时,知识界和新闻界进入了空前活跃期。1988年废除了报刊检查制度后,批评禁区更是不存在了。戈氏可以利用总书记的地位和权力把改革变为党的决议,但要把改革变为党的行动又是另外一回事。官员们虽然表示拥护“党的各项改革决议”,行动上却按兵不动。根据自赫鲁晓夫就开始改革的经验,面对不断加大的改革压力时,当局应付的办法就是在无关紧要的地方改一改,如建立新的管理机构,加强内部纪律性,制定解决某一经济问题的专项计划,但千万不能触动体制。这时,若没有坚决推进民主事业的少数上层变革者,主动变革根本无从发生(据《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坚决推动变革的人必须有充分自信。变革是强者的事业,平庸之辈不敢去冒险一试。社会和政治变革一旦使各种社会力量释放出来,使人民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任何人的权力,包括发起者本身,都不能在没有人民授权的情况下获得,没有人能像过去的领导人那样只会受到颂扬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