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1正在发生什么样的深刻变化?任何的变化都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相反,它一定是一定领域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爆发,2014年左右的形势恰是如此。笔者认为,深层次的变化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信息化的冲击导致新的社会生产模式和运行机制雏形初现,但对这一新情况的应对严重不足。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起初,人们对这些新名词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对个别产业的影响,如传媒、中介行业。而今,人们发现,其带来的变化远不止于此,它带来的是人类社会结构的变化。信息传播方式的去中心化和大数据运用结合起来之后,整个制造业的生产和服务体系都要发生变化。过去,市场运行的源头是供给方,由其分析市场、制造产品、建立销售网络,而今模式变了,消费者不需要通过层层经销商网络才能与生产商建立联系,他们可以直接提出要求,然后再进行生产。生产和需求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所有的行业都要受到影响。新的生产消费体系为需求的多元化、个性化带来了可能,同时也给制造业带来了更大的难题,过去整齐划一的规模化生产不一定受到欢迎,相反“小的就是美的”生产模式受到更大的欢迎,他们通过大数据找到隐藏在世界各个角落各种偏好的用户,满足每个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一个行业可能在很短的时期崛起,也可能在很短的时期死去,小米公司的崛起和传统家电企业海尔的转型即是典型案例。这要求更加高效的社会组织管理体系,更灵活和便捷的金融体系、创业投资系统、企业登记注册系统和生产服务系统。过去,处处审批,偏爱规模效应的管理方式已经落后于时代的需要了。因此,行政管理体系的变革十分紧迫,僵化的行政管理体系和权力控制体系会扼杀新经济的成长,阻碍一个信息化和扁平化社会的到来。2014年年初,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并非空穴来风,除了网络安全因素外,信息化对于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还未被充分认识。年底,国家互联网大会召开、网信办主任鲁炜访问美国,未来几年这些领域的走向需要密切关注。第二,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可能要出现一些变化。过去认为,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落后的社会化大生产不能满足需求之间的矛盾,其主要体现在物质生产不够丰富、物质需求得不到满足。但实际上,现在的物质生产已经极大丰富,并且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单纯物质层次的需求大多已可以满足,但是矛盾在于不能满足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和新需求。如何让社会化大生产和个性化需求对接成为主要矛盾,而不是物质生产的多少问题。追求清洁的环境、精神文化的享受、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等新需求不断呈现,但满足这些需求则面临着严格行政管制体系。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改变意味着,整个国家的制度体系、战略构架不再是物质生产促进型,所有的制度不应当是朝向生产更多的产品,而是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新需求。这些追求和过去大力促进物质生产的思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旧体系仍在,新的对接机制尚未建立。第三,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虽然中国人均GDP还只有6000多美元,还处于发展中。但是庞大的中国经济体,不仅仅通过贸易影响他国,而且也正在通过资本输出的方式影响他国,中国的对外资本输入即将超越FDI。人民币国际化才短短五六年时间,已得到迅猛发展。同时,在政治领域,中国被要求承担更多国际责任,2014年美国打击ISIS,国内外都呼吁中国政府也参与其中军事行动,阿富汗新总统访华,中国在政治领域需要对这个似乎被遗忘的邻国发挥更大的影响,中国和东盟经济关系深入后需要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加强合作。如果说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那么她一定是一个特殊的发展中国家,因为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庞大的、制度体系尚未成熟的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的外交思路需要发生变化,不能简单地韬光养晦,而必须有所作为。中国的所有政策也必须不仅仅考虑国内因素,而必须统筹内外,考虑对外部的影响和外部的反应。正是上述的深层次的变化,所谓的改革,并不是由个人的主观意志决定,而是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变革。从根本上而言,是在信息化冲击、社会主要矛盾局部变化和世界格局调整之后,上层建筑作出的顺应时代潮流、适应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趋势而作出的应对。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上述几个方面情况的冲击,在未来若干年会进一步显现。但改革的力度目前还远远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以上是对中国中长期变革的深层次原因分析,下面回归到对2015年政经走势的分析。22015年政经走势分析经过十八大以来轰轰烈烈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和刮骨疗伤的反腐运动,在2015年政治形势的稳定几乎没有疑问。但是,政治形势的稳定并非轻易可以得来,2014年的上半年的反腐和政治权力结构重塑也曾一度带来对反腐是否可控、何时为尽头的担忧。政治形势稳定是经济发展和推进改革的前提。2014年,政治权力的重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周期,但以徐才厚、周永康案落定为标准,基本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