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我国教育量化分析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把“方法与问题相适应”作为教育量化方法研究和应用的基本指导原则;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积极开展对教育量化研究的合理评价;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应用范围的研究;积极构建研究人员综合的知识结构,对我国教育量化分析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不能受某一哲学思潮的严重束缚、教育量化方法的一般理论与技术,如统计模型、测验理论、实验设计等大都产生于西方各国、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中“定性”的研究,应把握“真实性”原则,即创造的方法技术应符合教育现象的“真实”、任何一种教育量化方法都带有时代的特征,受时空的限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暴露出各种问题,况且我国现在应用的诸多方法技术多译介于西方、对教育量化方法的应用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泛化”倾向,即试图将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应用于一切教育现象中去,企图改变整个教育学,使教育科学数学化、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是数学方法和定性方法综合起来而形成的更高层次的系统方法、合理的知识结构除了在个体身上反映外,也反映在一个研究群体中,具体材料请详见: 【内容提要】本文针对我国当前教育量化研究(包括教育量化研究方法的研究和教育量化研究方法的应用两个方面)中存在的问题,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和教育的内在特点出发,提出了解决问题的5项措施: “方法与问题相适应”作为从事方法研究及应用的基本指导原则;;;;。一、把“方法与问题相适应”作为教育量化方法研究和应用的基本指导原则本世纪初,在科学实证主义哲学观、自然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技术的合力作用下,教育量化研究范式得以形成,改变了教育科学史上纯粹哲学思辩式的研究传统,从而提高了教育学的“科学化”程度。正是由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对教育科学发展具有重大贡献,一些研究者不顾一切条件,无限夸大量化方法的作用,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于是,有人把方法专著中列出的量化方法规则当作“灵丹妙药”应用于自己的研究中。这种现象就是“方法中心倾向”,其实质是方法与研究问题相脱离。具体地讲,“方法中心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教育科研方法专业研究人员工作集中在总结别人的研究方法上,并以此为基础创造、发明新的方法与技术,或是以某一哲学思想为基础推导演绎教育科研方法。在他们的研究中,往往将方法固定化、形式化,形成一套非常规范的方法体系,这种研究若不紧紧结合教育研究的具体实践,就有可能使研究创造的方法体系成为一具空架子。比如,本世纪初,一批教育科学工作者研究量化方法时,不考虑教育现象的特点,把重心放在数学方法的引进和一些严格实证性控制手段的创新上,结果把方法搞得相当精密,貌似科学。可是,一旦用于研究实践时,缺陷即刻暴露出来。“方法中心倾向”还表现在方法应用者身上,一些研究人员因为认识到方法的重要性以致偏爱某种方法,总是用现有的固定模式化的方法支配自己的研究活动。这样做,且不说所用方法本身可能有缺陷而给研究带来危害,即使所用方法本身合理,方法与研究对象之间还有一个“适切性”的问题,研究者若不考虑研究对象的特点而盲目遵循方法所规定的程序进行研究,同样会给研究带来不良后果。总之,单从哲学原理推演方法,不联系研究实践移植创造方法,不结合研究问题应用方法都是错误的。我们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应坚决摈弃这种做法,把“方法与问题相适应”作为方法研究和应用的基本指导原则,要坚持这一原则,必须做到: 首先,不能受某一哲学思潮的严重束缚。以哲学思想为指导从事教育科学研究,可以深化研究的层次,形成抽象化程度较高的教育理论。这无疑对教育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盲目迷信一种哲学思想、坚守一种特定的哲学观不放,就会束缚研究者的思想,从而按照该种哲学思想支配下的方法、技术和研究程序去从事教育领域内各种问题的研究。在30年代,教育量化研究达到完全机械化的程度,一些方法几乎被研究者当作僵化的教条用于教育科研中。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就是实证主义的影响。当时的研究者固守科学主义的思想,不能理智地结合教育的特点去分析这种思想观点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而是一味地用这种思想统摄教育研究,结果严重违背了教育的真实。事实上,每一种哲学思潮的出现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到了新的时代就会表现出历史局限性和现实制约性,有其合理的因素和不合理的因素。教育科学研究者对历史上出现的每一种哲学思想都应做深入研究、剔除不合时代要求和具体研究对象要求的因素,吸收不同哲学思想的合理成分来指导教育研究实践,这一点在处理哲学与教育研究之间的关系时显得非常重要。爱因斯坦在论述哲学与科学研究的关系时曾说过:“从一个有体系的认识论者看来,他必定象一个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就他力求描述独立于知觉作用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