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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难,谁在亵渎生命?
国是一个产煤大国,是一个严重依赖煤炭能源的国家,同时也是矿难大国。中国虽然煤矿百万吨死亡率整体上呈下降趋势,但是与世界平均水平差距还很大。多年来,矿难年年居于我国十大灾难的榜首。中国的煤炭产量只占全球的35%,但死亡率却占全球煤矿的80%。从1999年到2009年的10年间,矿难造成54160人丧失生命,如果将瞒报、谎报加进去,实际事故和伤亡数字还要更高。矿难使千千万万个家庭破碎,矿难让人痛心、让人愤怒、让人悲哀!
矿难频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了避免或减少矿难,需要我们作深层次的思考与分析。
官煤勾结
每有矿难发生,首先让人想到的就是官煤勾结的腐败现象。事实证明,绝大多数矿难的发生,都是官煤勾结的腐败因素造成的。官煤勾结的腐败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官商一体,既当官又当老板。今年3月14日,黑龙江省七台河精煤集团公司新富煤矿三区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18人死亡。随着对事故调查的逐步深入,一个惊人的内幕暴露出来:“3·14”事故矿井的矿主彭国财是一个煤官,担任七台河市桃山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黑心矿主竟是安监局副局长!许多干部群众在表示强烈愤慨的同时指出,煤矿生产中这种官商勾结、官商一体的现象不根除,无论上级关于安全生产的措施多么严厉,到了井下就会化解归零。矿井的老板兼安监局副局长,自己监督自己,怎能保证安全生产?发生事故的矿井虽然挂着国矿名义,但实际是当地安监局副局长彭国财与人合伙承包经营。这个姓彭的副局长的哥哥彭贵财是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彭贵财明知事故矿井不具备基本的安全生产条件,却指使其弟弟经营该煤矿,冒险作业,突击采煤,为其充当“保护伞”。在事发后,又推卸责任,逃避赔偿,干扰事故的善后处理工作。
比彭国财更典型的还有个叫曾云高的。他不但是政府公务员,还是广东兴宁市和梅州市两级人大代表,同时还有个暗身份——当地派出所挂职民警。兴宁市人大常委会曾授予他“发展兴宁经济突出贡献者”称号。就是这个有着多重身份、自恃头顶上有多道光环的矿主,将带血的煤炭转换成大捆金钱送到一些官员的手中。广东省安监局副局长胡某等人收受曾云高的贿赂,违法违规为其发放安全生产许可证,使大兴煤矿六年多来在证照不全的情况下能够一直顺利开采。矿老板将钱财放在行贿安监官员上,根本无视安全投入,结果导致震惊全国的一次死亡123人的大兴煤矿特大矿难。大兴矿难是一起典型的官煤勾结案件。
权力入股,坐地分红。由于不法利益分配体系的存在,有的地方官员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凭借丰富的人际关系资源和信息资源,在煤矿入股,坐地分红。形成一条畸形的腐败利益链。在这种情况下,矿工的生命安全是没有任何保障的。
湖南娄底市侦破了一起官煤勾结大案,成为具有标本意义的腐败案件。该市新化县32名党政干部、国家工作人员在3家煤矿参股,每人年年都有可观的分红。
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的报告称,从已查处的矿难案件来看,每一次矿难几乎都发现了权钱交易,山西省在一年当中就有7名安监局长因官煤勾结而落马。
官煤勾结绝大多数都是以权力人股,俗称“干股”,就是说,当官的分文不出,坐在办公室,矿主就会自动送上股份。官员既然“入股”,与矿主同坐一条船,自然是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了。矿主此举等于为自己买了保险,明知矿井是违法、违纪、违规在生产,但监管部门不敢去监督管理,甚至上级单位去检查时,都有意不让检查组去检查,监管部门对黑井黑矿似乎是“猫怕老鼠”。
由腐败引发的监管缺位现象正像病毒一样侵蚀着当前的煤矿安全体制,使完善的安全规章制度到了井下难以落到实处。因此,从反腐败人手,严厉查处与黑心矿主沆瀣一气的地方腐败官员,是杜绝矿难的治本之策。
处罚过轻
矿难发生后,经济赔偿和处罚问责是必须的。但是,目前我国对矿难的补偿标准显然太低,责任追究则明显太轻。
法定赔偿的标准畸低。我们可以从黑龙江省龙煤集团鹤岗分公司新兴煤矿制定的“11·21”,爆炸两套矿难赔偿方案中见到端倪。此次事故,有48名遇难矿工家属与矿方签署了赔偿协议书。根据协议,。另外,遇难矿工家属还可选择一次性和供养两种赔偿方案,一次性赔偿金额为20万元,如选择供养可每月领取531元、708元不等的抚血金。
看到这样低的补偿金额,就明白中国的矿难为什么这么多了。不妨算一笔账:把10万元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丧葬金,与20万元的一次性赔偿金相加,不过30万出头(这在补偿中算是较高的)。有的矿工,才20岁上下。矿工一年大致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