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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教育腐败
学校,一直是人们心目中的纯洁净土,是人类获取知识、立身做人的圣洁之地。然而近年来,社会上的腐败之风已快速渗入到这个领域,教育这块净土不再干净,净土上长出“毒瘤”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
的确,近年来教育领域屡曝腐败丑闻,特别是去年武汉大学创造了一项新的高校腐败纪录:龙小乐、陈昭方,同一所部属重点大学的两名校级领导,在同一时间落马,实属罕见!
一石激起千层浪。武汉大学的腐败窝案,将被社会诟病已久的教育腐败这个热门话题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象牙塔”里出蛀虫——高校腐败触目惊心
纵观教育领域的腐败,被誉为“象牙塔”的高等院校腐败最令人触目惊心。
据媒体披露,1990年以来,北京市海淀区内的32所院校,有一半染上了腐败病毒,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贪污贿赂案件有24件26人。陕西近三年已查处80多宗大学经济案,倒下7名厅级校官,其中在一年当中查办的高校腐败案件就有36起61人。同济大学原副校长吴世明因受贿罪被判刑十年;南京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刘代宁被控受贿160多万元;湖北省除武汉大学之外,近年来还先后有五六所大学的主管官员因腐败落马,包括湖北大学原副校长李金和等。各地在近几年的行风评议中,高等院校的群众满意度排名总是倒数第一。高等院校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腐败“重灾区”。
招生搂钱花样百出。在高校招生中,出现了许多震惊社会的腐败案件,有的利用负责招生工作之便大肆收受贿赂,有的照顾各种关系违规录取不符合条件的学生。湖北美术学院原副院长李泽霖利用负责招生工作的便利条件,“好处费”,被称为“吃黑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务处没设密码的招生“机动指标讨论材料”网上“泄露”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震动,撕开了高校招生黑幕的冰山一角。
“权学交易”愈演愈烈。有些高校利用“干部知识化”这一干部政策来大搞生财之道,他们瞅准了一些年轻领导干部渴望“硕士”、“博士”头衔这一心理,搞起了“权学交易”。只要是有职有权的干部入学“攻硕”、“攻博”大多不需经过统一考试,一般都是通过各校单独命题考试而被“单招”的,这些单独招收的学员又都归属于各个学校为他们专门设立的各种各样的研究生班。“学员们”既不按时来上课,也不潜心“研究”,结果是听课由秘书代劳,论文有别人“操刀”,答辩论文不过是走走过场。唯一属于自己的,就是拿到一纸“合法”文凭。
“只有不够资格的干部,没有完不成课程的学生”,几乎成了此类文凭获取过程中公开的秘密;“报名时车水马龙,授课时门可罗雀”,是这类干部证书班的典型景象,如果他们太忙,还可以委托别人来听课。“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在官场”的神话就这么制造出来了。
倒卖文凭“无本万利”。文凭是对一个人受教育程度的鉴定,也是一种资格——特别是在就业、干部提拔等方面是一块“敲门砖”。然而,也正因为文凭吃香,一些高校做起了倒卖文凭这个一纸值千金的无本万利生意。有的违规办学,有的倒卖文凭,以牟取暴利。广东省高教厅成人教育处原处长周之行,就利用分管全省高等成人教育电视大学招生办证的机会索贿受贿人民币56万元、贪污公款162万元。由于周的违法行为,导致了涉及全省15个县市的电大违规办学、违法批准发放电大文凭16740张。除周之行案外,广东省还有省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杨绍练非法倒卖成人教育研究生文凭案,检察机关从其家中搜出数百万元存款单和几十万元现金,并查出杨在广州购买的4处商品房,还包养了3个女人。某名牌大学的一所不具备颁发国家承认学历的成教学院,为了招揽生源,向前来报名的学生许诺毕业后可颁发国家承认学历的文凭,并凭借其是人学下设学院的便利,弄到了正式的公章和证书用纸,一批由学校炮制的假文凭,就这样发到了不知情的学生手中。
基建后勤黑幕重重。近年来,随着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特别是高校扩招,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巨大,后勤服务规模也空前扩大,使行政、后勤管理、服务人员掌握了实在的权力和大量的资金。这也给了那些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的一份统计表明,学校职务犯罪基本都集中发生在基建部门、校办产业和后勤部门,这些部门出现的最多的是贪污、挪用公款和索贿受贿。武汉大学腐败案也是如此。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基建处原处长高小栋长期负责学校的基建工程,深谙“生财之道”。索贿受贿明目张胆,支付工程款雁过拔毛,挪用公款移花接木,从1994年至2000年,,,挪用公款100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
“学术腐败”明目张胆。“学术腐败”的主要表现是肆无忌惮地拼凑、抄袭、剽窃和伪造学术成果,这已经成了学术界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