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龚自珍龚自珍从青年时起,就深刻地意识到封建国家的严重危机, 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秋气不惊堂内燕, 夕阳还恋路旁鸦。”(《逆旅题壁, 次周伯恬原韵》) 梁启超说:“举, 而彼( 指龚自珍、魏源) 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清代学术概论》)早在嘉庆二十五年,他已指出“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 贫户变饿户”,“各省大局, 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西域置行省议》) 。在道光三年,他深刻认识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 指出“近惟英夷, 实乃巨诈, 拒之则叩关, 狎之则蠹国”(《阮尚书年谱第一序》) 。他对时代的危机,不止是敏锐地感觉它, 而且也积极地建议挽救它; 他肯定未来时代的必然变化, 并寄以热情的幻想和希望。他的思想发展, 有一个艰苦、复杂和曲折的过程。他最初接受的是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为代表的正统派考据学。但他冲出考据学的藩篱, 不为家学和时代学风所囿。在现实社会运动主要是农民起义的启发下,他以特有的敏锐的眼光,观察现实,研究现实。龚自珍到 30 岁前后,在学术思想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从对正统派考据学严历地批判到坚决抛弃考据学, 接受今文经学《春秋》公羊学派的影响, 从刘逢禄学习,“从君烧尽虫鱼学, 甘作东京卖饼家”(《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 。但他肯定考据学的有用的部分;同时也批判今文经学杂以谶纬五行的“恶习”, 而主张“经世致用”, 倡导学术要为现实政治服务。从此他更自觉地使学术研究密切地与现实政治社会问题联系,研究的课题更为广泛。他“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 研究地理学, 而特别致力于当代的典章制度和边疆民族地理,撰《蒙古图志》,完成了十之五六;对现实政治社会问题也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写《西域置行省议》和《东南罢番主张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巩固西北边疆。随着生活经验和历史知识的增长, 以及政治、学术思想的逐渐成熟, 他深入探讨了天地万物以及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问题, 并把经史、百家、小学、舆地以及当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完全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相当完整的历史观。他说:“周之世, 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 史之外无有文字焉; 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史存则周存,史亡而周亡。”(《古史钩沉论二》) 这里有前辈章学诚“六经皆史”观点的影响, 但比章说更扩大、通达、完整, 更有科学性和战斗性。他把古代的一切历史文化的功罪完全归结到史官, 并以当代的史官即历史家自任。他认为史官之所以可尊, 在于史官能站得高, 从全面着眼, 作客观的、公正的现实政治社会的批判。这实际是要使历史和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即“当今之务”联系起来, 应用《春秋》公羊学派变化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尊史”的口号下, 对腐朽的现实政治社会作全面的批判。这就是他在《尊隐》里所尊“横天地之隐”的具体化。与此同时, 他继续不断地关心现实政治社会的重大问题, 不断地提出批判和建议, 始终没有与庸俗官僚同流合污。道光九年(1829) 殿试《对策》中, 他肯定经史的作用, 更指出经史之用必以现实问题为依据,“不通乎当世之务, 不知经史之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对现实问题,特别关切西北边疆和东南海防, 要求皇上“益奠南国苍生”,“益诫西边将帅”。同年十二月,有《上大学士书》,建议改革内阁制度。他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