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人力资本丶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绩效——基于江苏省的分析
人力资本、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绩效
———基于江苏省的分析
内容提要:本文以新经济增长理论为依据,分析了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通过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我们发现人力资本对于改善经济增长绩效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绩效应该内生于自身的人力资本成长水平,TFP的改善只是人力资本作用之下的一个外生结果。
关键词: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增长绩效
一、引言
人力资本的思想由来已久。Smith(1776)开篇序言中提到:“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原本就是供给这国国民每年消费一切生活必需品方便品的源泉”,马歇尔(1890)则进一步地指出:“一切资本中最有价值的莫过于投在人身上面的资本”。但是,“无论是亚当??斯密或萨伊的三要素说,还是马歇尔的四要素说,至多是在比喻的意义上认为劳动也是一种资本,但从来也没有真正把它当作资本
”(杨胜刚,1994)。
20世纪50年代,“索洛余值”以及“里昂惕夫悖论”让经济学家重新认识到人力资本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现代人力资本理论主要奠基者之一舒尔茨就指出,所谓“增长余值”的困惑来自精练化、狭隘化的资本与劳动力的计算方法,把资源质量的改进排斥在外,没有看到人力资本质量的改进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舒尔茨进一步指出:这种困惑完全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舒尔茨,1990),是掩盖无知的简便方法(舒尔茨,2001)。与Schultz(1963)、Becker(1964)等人主要采用新古典统计分析方法不同,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Romer(1986、1990)、Lucas(1988)等人建立了以人力资本(知识)为核心的内生增长模型。内生增长模型在新的理论范式中解决了规模报酬递增与边际报酬递减之间的矛盾,同时也纠正了新古典增长模型对收入趋同的预言不足(卢卡斯,1988)。
Romer和Lucas等人的工作极大地拓展了人力资本的经验研究范畴,Mincer(1974)的工作无疑是诸多研究的又一工具基石(Heckman,2003)。比较代表性的研究有Mankiw et al(1992)、Klenow et al(1997)、Hall et al(1999)、陈钊等(2004)、陈哓光(2005)与沈坤荣(2002)等,他们采用各教育层次教育年限或者社会事业(social infrastructure)的角度研究了人力资本对(跨国)收入差距或FDI的影响;张帆(2000)、沈利生(1997)与胡永远(2003)等则分别采用教育经费支出法研究了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
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人力资本与经济系统变量之间的关系,概括起来这些研究具有如下特点或不足:(1)尽管上述研究的视角基本相同,但由于在所选指标上的差异以及数据可比性的紊乱,不同学者得出的结论甚至可能相悖。首先,以不同地区的教育经费支出作为人力资本的替代缺乏可比性,因为这种方法忽视了不同地区之间的消费物价水平的差异;其次,简单地以受教育年限(或升学率)作为人力资本的度量也会产生不必要的偏误。(2)上述文献大多研究的是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或者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收入分配问题的影响,而有关人力资本对经济绩效特别是对中国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的研究文献则不多。事实上,为了理解改革后的中国经济增长,不同学者也分别从双轨定价安排(如张军,1996;吕炜,2004)或者财政分权(如Qian et al ,1998;林毅夫等,2000;沈坤荣等,2005)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我们认为,无论是“双轨制”还是“财政分权”能够解释中国经济转型为什么成功,但是无法充分地解释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为什么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及良好的经济增长绩效同时并存。需要再次指出的是,我们并不否定“双轨制”或“财政分权”对于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我们所强调的是:无论“双轨说”还是“财政分权说”只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但还不能构成理解经济增长进程中的经济绩效显著改善的充分必要条件。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全部要以市场机制、制度变迁为始点,但也不能忽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绩效的显著提升作用。因此,在充分肯定制度层面因素的同时也应当看到人力资本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正是持续的市场化改革以及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投入共同造就了近年来良好的经济增长绩效(彭国华,2005;Chow,2002;Fogel,2006;Heckman,2002)。
本文将以江苏省为样本点对1965-2004年间的经济增长绩效进行分析,采用Granger因果方法检验人力资本与经济转型绩效之间的关系。具体操作时,我们采用永续盘存法对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进行存量意义上的估算,并按照明塞(1974)的工资回归方程将教育年限进行折算,以此作为狭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