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白族水神的历史嬗变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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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洱海流域是白族的主要聚居区，也是其历史文化的发祥地，该区域的水神世界因受到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朝代更替和宗教兴衰等背景的影响，历经了一系列的嬗变过程。若以现有史料记载之先后为依据，结合田野调查所得，厘清其逻辑关系后取影响范围之广大者，大致可以将白族水神分为道教水神之水官，巫教水神之金鱼、金螺及赤蛇，佛教水神之白那陀、莎竭等龙王，以及本土水神龙王段赤城四类。历史上洱海流域的主位水神呈现出阶段性流动的特点，但是各阶段的水神元素却在白族人的宗教实践中迭代并存，相互融合，最终在现实中构建出一个多元的水神信仰结构。
[关键词]洱海水神;历史嬗变;文化交融;宗教整合;段赤城
中图分类号：C9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20）02-0110-08
基金项目：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代滇西常住外国人宗教活动状况调查与治理研究”（18AZJ008）、厦门大学2017年研究生田野调查基金项目（2017GF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跃雄（1989-），男，云南大理人，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环境人类学及白族历史文化研究。福建厦门 361005德国哲学家谢林（Schelling）曾经说：“一个民族，只有当它能从自己的神话上判断自身为民族时，才能称其为民族。”[1]神及其所寓的神话成为型构人类群体宇宙观和族群感知的重要基础，是一个文明中相对稳定的核心表征。但是对神的研究，除了着眼于这种相对结构化的认知模式外，在地方社会的宗教实践中，也常会出现特定功能的神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被替代或发生转化的现象。人们在对无文字民族的宗教研究中就容易忽略此点，如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在研究南美洲的神话时，便将简单的记颂作为阐释文化的唯一钥匙。但同样以研究神话和仪式闻名的英国学者杰克·古迪（Jack Goody）却不以为然，他通过对巴格尔神话多样性的研究，认为“神话因为存在着多元形态，随着时间发生变化，也能产生不同走向”[2]。神话显然是文化的一部分，但在历史流变中神话并不总是以单一的形式存在，特别是在多民族交往的區域。同样，专职之神也不只是某个文明中静止的宗教符号，而是一个历时性交融复合过程中的不固定形象。神之嬗变都有相应的社会历史背景，受内外各方力量左右，而对嬗变之神的了解成为我们更好地认识今日之神的必要条件。
大理坝子位于云贵高原西部，是一个典型的内陆断陷盆地。苍山洱海，西高东低，十八支溪水由山涧流向平原，最终汇入洱海。又有始于洱源的弥苴河、罗时江等水量充沛的大河滚滚而来，使得大理自古便有水乡泽国之称。雨水沛则龙蟒生，大理地区水神信仰由来已久，如今则以段赤城信仰最为普遍。据笔者田野所记，在洱海流域光是塑有其神像并伴有明确祭祀活动的庙宇便有十几处之多。①段赤城崇拜又与其他的水神元素杂糅并存，使白族的水神信仰体系显得纷繁复杂、混乱难辨。当然，这样的水神信仰格局并非向来如此，而是在漫长的历史流变中经历了一系列嬗变的结果。这其中除了大理本土衍生出的一些“巫教”水神元素外，从巴蜀地区传入的道教和源于印度的佛教都在不同时期影响了白族社会主要水神的确立。这些水神元素随着该区域对外交流空间的拓展、朝代的更替，以及统治者对待宗教态度的转变而彼此取代，各有兴衰。因此，若以现有史料记载之先后为依据，取影响范围之广大者，大致可以将白族水神的嬗变过程分为道教水神、巫教水神、佛教水神和本土水神四个阶段。
一、白族水神的历史嬗变
（一）道教水神：三官之“水官”
在现有文献记载中，有关洱海水神的记载最早始于南诏早期。
唐樊绰《蛮书》卷十载，“唐诏之盟”（794年）中，南诏第六代国王异牟寻遣其子寻阁劝等人与唐朝西川节度使崔佐时“谨请西耳河②、玷苍山神祠监盟”，并“率众官具牢醴，到西耳河，奏请山川土地灵衹”，随后将誓文“一本请剑南节度随表进献，一本藏于神室，一本投西耳河，一本牟寻留诏城内府库”，以“贻诫子孙，伏惟山川神祇，同鉴诚恳！”如此重大的国家外交事务，要到“西洱河神祠”奏请山川土地灵祗，并将盟表一本投入水中，可见南诏时洱海水神已在人们的宗教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海神祠早已有之，且是关键的国家祭祀场所。彼时佛教尚未在洱海地区兴盛，异牟寻于誓文中“上请天、地、水三官，五岳四渎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