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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研究报告从国家结构形式这一独特视角,对西方国家联邦制国家结构形式与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大都市区政府合作体制构建的理论与实践基础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植根于西方国家联邦制国家结构形式下的大都市区政府合作组织,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自治基础之上并反映共治要求的,在实践中这种大都市区政府合作组织形式的性质是非政府组织,其主要特征是组织内各成员地位平等、相互协商、立场中立,其运作形式一般以项目合作为纽带;而在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政府合作体制的构建历程则经由了从通过中央政府构建跨区域的政府行政机构到长江三角洲地区各城市政府主动建立政府间合作组织,再到长江三角洲地区两省一市之间建立制度化的政府间与民间合作组织体系之曲折过程。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政府合作体制构建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缺失地方自治基础、压力型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难以催生跨区域政府合作的真正动力、跨区域政府合作的共识还没有真正形成等。要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政府合作体制的创新,就必须转换思路,创新思维,不能过于迷恋用行政手段来解决跨区域发展问题。行政手段问题关键不在于要不要,而在于用得妙不妙。按此思路,本研究报告对构建基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长江三角洲城市政府合作体制的途径提出了对策建议。首先,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政府合作体制的内容设计方面,把以区域经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区域规划放在推动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突出位置,并按照合作内容的先易后难次序分层次、分阶段地实施。其次,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政府合作体制的主体构成方面,致力于构建一个包括各级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多中心治理模式。第三,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政府合作体制的组织形式选择方面,寻求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不同地区的行业协会与民间组织之间建立制度化的非政府组织体系,并通过定期磋商与交流机制、专题合作机制、项目带动机制、政策联动机制,将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真正落到实处。最后,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政府合作体制的方式创新方面,提出了在中央政府层面,运用经济、法律与行政手段制订统一发展规划,设立重大财政拨款或援助项目,加大对事关区域经济一体化进
程的若干重大项目的财政转移支付与项目建设的检查和监督力度;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各治理主体层面,签订有约束力的双方或多方项目合作协议,制定一体化的政策和行业标准与规范等之设想。此外,各种合作项目的建设与运营模式都必须走市场化道路,引入市场机制,以竞争来促进合作与发展。通过政府职能转换,在政府、市场、非政府组织与公民之间建立亲密的合作与伙伴关系,以实现“区域善治”之关键词:长江三角洲;政府合作体制:国家结构形式;创新中图分类号:.目标。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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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要继续发挥对内地经济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加强区内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中央首次把以区域经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区域规划放在国家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充分说明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统一协调、统筹发展的极端重要性。长江三角洲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保持着在全国的经济中心地位,其自然条件优越,区位优势明显,经济基础良好,文化底蕴深厚。区域内拥有诸多不同层级的城市,有鲋毕绞小!I虾#个副省级城市——南京、杭州、宁波,个地级城市包括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和浙江省的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台州,还有许多县级城市。由于先天的优势和后天的积累,长江三角洲正成为我国新世纪经济增长的枢纽区域之一。但是,由于不同层级的城市政府所处行政区划地位的不同、所代表的利益诉求的不一致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步伐的各异等因素的影响,各行政区之间产业结构雷同、生产要素流动困难、区域贸易壁垒森严、招商引资中的恶性竞争、生态保护上的恶意倾轧、负面竞争多于正面合作等现象日益严重,这种区域间的行政阻隔不仅影响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步伐,妨碍了统一开放的大市场体系的形成,而且严重地削弱了各级政府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因此,为保障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持续发展势头和提高区域国际竞争力,加强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政府间合作无疑是解决问题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