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俄罗斯的启示王康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大迟【本站按】关于本文的写作情况,请参阅余世存先生的“《俄罗斯的启示》记”一文。本站幸得王康先生允许在此发表他的大作。必须说明的是,由于时隔多年,王康先生为我们提供的也只是不完全的版本。由于种种原因,文本的编辑也差强人意。我们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将王先生的文章全文奉献于读者面前。别睡去,别睡去,工作吧, 不要让劳动停顿, 别睡去,与昏睡搏斗, 像飞行员,像星星。别睡去,别睡去,艺术家, 不要沉湎于睡眠, 你已被永恒俘虏抵押给了时间。本世纪最后十年,俄罗斯精神日历揭扉于一名诗人的百年诞辰。 1990 年 2 月 10 日,莫斯科城郊别烈杰尔基诺紧靠公墓和冷杉林的帕斯捷尔纳克墓地,世界各国诗人在圣歌和祭祈仪式中向已故诗人作世纪性的告别。翌日,帕斯捷尔纳克纪念晚会和国际帕斯捷尔纳克学术议分别在莫斯科大剧院和作家之家举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已在一年前将 1990 年定为“帕斯捷尔纳克年”。俄苏著名诗人沃兹涅克斯基在题为“帕斯捷尔纳克的世纪”的纪念文章中写道: 20 世纪选择了帕斯捷尔纳克,用以解决诗人与帝国、权力与精神独立这永恒的俄罗斯矛盾。这次世纪性和世界性的诗人聚会及其对帝国首都的精神入侵,标志着诗歌意志的历史性胜利:诗人与帝国、精神独立与权力的永恒矛盾,第一次由前者而不是后者来判定关系规则,第一次不是用暴力而是以词语来判别善恶是非,用瑞典皇家科学院常务秘书斯图尔·艾伦的话,就是: 诗人承担着衡量、检查、质疑的主要作用。诗歌成为与时间、变形原则抗衡的决定性力量。诗人在专制社会表面的沉默……的信息洪水中成为发言人。帕斯捷尔纳克 1958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两年之后即抑郁而亡。诗人被称为“叛徒”、“敌人”、“颓废的形式主义者”和“反革命雇佣文人”,面临被开除国籍,驱逐出国的危险,他写信给帝国领袖说: “对我来说,离开自己的祖国不啻是死亡。因此,我请求你不要对我采取这种断然的措施。我可以老实地说,我确实为苏联文学做了些事情,将来对苏联文学可能还有用处。”当然,他到死也未能再发表一行诗。 1970 年,索尔仁尼琴也拒绝前往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在对这一荣誉表示感谢的同时,写信公开谴责帝国对自由的否定,并指责苏联东正教会对帝国的屈服。直到 1974 年被强行驱逐出境,他都在与帝国领袖、警察、暗探和文学检查官对峙。 1987 年,出身彼得堡的约瑟夫·布罗茨基,作为本世纪第五名俄裔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那个讲坛上感叹道: 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是一段漫长曲折的路程。帕斯捷尔纳克的复活,索尔仁尼琴的存在和布罗茨基的感叹,与之对应的是苏联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烈日涅夫三个时代的终结。在俄国历史上,诗人命运与帝国兴亡难以分离,由此产生了俄国文学的全部特点。在本世纪,俄罗斯诗人成为与超级帝国相对峙和抗衡的最英勇的道德和精神力量,恢复了人类的拯救信念,以及对启示的信仰。帕斯捷尔纳克的胜利,宣告了本世纪帝国和权力对诗人与独立精神滥施暴力的终结,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再也不是一个人为的、苦难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纯正的美学和诗意的空间了。需要申明的是,本文中“诗人”一词, 泛指以语言文字创造精神价值的劳动者, “帝国”一词,指对精神自由采取镇压方式的国家。要探讨“俄罗斯(这个)永恒的矛盾”, 我们须先审视一下‘流亡”这道二十世纪俄国文学的风景线。自荷马、奥德维和但丁以来,流亡就是世界文学的古老母题之一。尽管“流亡”一词具有几乎无所不包的涵义(寻找家园、生存空间、个人乌托邦对全权语言体系的对抗、本体论存在的正常形态,等等),但近代欧洲式流亡及其文学,则与社会革命和政治迫害有更紧密的联系。十八和十九世纪之交,法国既是欧洲历史风暴的中心,也是流亡文学的温床。国民公会与帝制这两个暴政,先后将自己的所有对立面:持不同政见人士、王室、教士、贵族、吉伦特派、正统党、立宪派、共和党、哲学家、平民和诗人送上断头台,或流放到帝国边界之外。近代流亡文学三个特征始告形成:流亡文人不可避免地属于那个时代的反对者;他们很难将过去的文化遗产与他们憎恶的社会现实截然分开; 同时,他们大大推进了欧洲主要文化巨流的交融。流亡文学作为帝国与诗人共享的成果贯穿了整个十九世纪。德国流放了海涅,英国流放了拜伦,法国则把自己最伟大的诗人雨果流放出境。世纪之交的流亡诗人对于未来时代怀有先知式的预见性和使徒般的热情。斯塔尔夫人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潮·流亡文学》中赞扬她“使流亡文学意识它的目标和最好的倾向, ……回到过去的倾向和奔向未来的倾向”,使流亡文学成为新世纪“伟大文艺戏剧的序幕”在长期流亡之后写道: 十八世纪过于绝对地宣布了原则,十九世纪可能会以过于无可奈何的态度来解释事物。十八世纪相信事物的本性力量,十九世纪只相信环境的力量。十八世纪希图控制未来,十九世纪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