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中国哲学史教案
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先秦诸子哲学,汉唐时期的儒学、玄学、佛学,宋明理学及清代哲学等几大部分。
第一部分先秦诸子哲学
第一章回省诸子时代
德国历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人的历史》中曾将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前二百年这六百年间的历史,称为整个人类文化史的“轴心时代”。他认为,在这段时间中,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地或者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上。“这个时代产生了所有我们今天依然在思考的基本范畴,创造了人们今天仍然信仰的世界性宗教。”(转引自《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国文化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正是这样的轴心时代。当时社会结构的动荡改组,典章制度的新旧更迭,王权式微、诸侯异政的政治格局,营造了思想史上的人文奇观——“和而不同”,百家争鸣。
那时思想家头脑中没有固定的模式,没有独尊的权威,“天下之人各为所欲焉,以自为方”(《庄子·天下篇》。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载:“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衰,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取合诸侯。”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时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孔丘、墨翟、老聃、庄周、惠施、公孙龙、荀卿、韩非等一大批思想巨子,以其不拘一格、独抒己见的原创性思想,共同酿造了中国文化的元典精神。中国文化鲜明的人文主题在这一时期确定;以注重对认识对象的直觉体悟和整体把握为特征的辨证思维方式在这一时期建构;重人伦道德、重个人修养、重实用理性的文化价值原则在这一时期提出;人道与天道参赞化育、和合生成的世界观在这一时期定型。
诸子学的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其思想的原创性,而原创性思想必然带有风格的多样性。关于诸子学说的长短优劣和个性特制质,西汉史家司马谈有过自己的评论,他指出:“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认为儒、墨、名、法各有长短,只有道家完美无缺,最合理想,表明了他本人道家本位的学术立场。其实,中国哲学自古是一个多元精神的和合体。儒、墨、道、法、名,诸家从不同侧面揭示宇宙人生的意义,相互冲突,又相互兼容,共同建构了历史上中国人的意义世界和心灵世界。
儒家站在人生之内体证宇宙万物之生命本原,并据此体证追寻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审视人生的意义、命运及人对天地万物的伦理义务和道德责任。其立教宗旨是道德人本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儒家理想主义有三大要义:一是强调人道之爱;二是肯定人伦秩序,讲求
“合群之道;三是追求道德理想之自觉。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虽有差别,但对上述理想的认识是一致的。
儒者温情敦厚,墨者严毅任侠。前者尚礼义,后者重义气。“兼相爱”的至功主义与“交相利”的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构成墨者理解“意义世界”的思想准则。儒、墨两家在爱的原则上虽有别与兼之差别,但对义与利的认识却有一致之处。儒者所重之义实即墨者所言之利。所以唐代硕儒韩愈有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读墨子》)
孔、墨是“游于方内”的入世主义者,老庄是“游于方外”的遁世主义者。孔、墨执著于有,有为务实,老、庄妙悟于无,冲淡超逸。道家站在人生边缘,带者自然情感和超越眼光审视人生现实的矛盾与荒谬,批判人类理智的浅薄和愚蠢。其立教的宗旨是要人懂得超越自身的有限性,用自然和无限的观点去理解万物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用自然和无限的观点看问题,就是站在“道”的立场上理解宇宙,洞察人生,化解冲突,在宥天下。尊道贵德就是承认万物存在的合理性,防止人类理智的狂妄和僭越,批判人道对天道的冒犯,妄为对本真的凌辱,普遍对个别的压制,文化对自然的虐杀。老庄同宗道家,但老归老,庄归庄,自有不同。老子守拙藏智,庄子崇真任情。老子似茶,令人明智,庄文似酒,招人浪漫。
惠施、公孙龙及后期墨家所代表的名家者流缺少孔、墨世俗的关怀和伦理责任,亦不崇尚老、庄的藏智自神,他们是喜欢与经验常识打辩的智者,具有发达的逻辑思辩能力,长于智辩,好标新立异。名家的辩言与奇谈对名进行深入反思,提出一些反常识的见解,看似荒唐,然而正是那些依常识看似荒唐的东西更能启迪智慧,使人看到新的世界和意义。
法家对君主时代政治问题的核心——权力学,有独到的理解。围绕权力问题,早期法家商鞅任法,申不害重术,慎到贵势。战国末期的思想家韩非子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