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江东晛：“大屋顶”建筑
江东晛：“大屋顶”建筑
作者：江东晛
一、“大屋顶”建筑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
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的侯兆年书记在《北京近百年建筑三次“大屋顶”高潮综述》一文中，对“大屋顶”建筑进行了定义，并梳理了这种建筑样式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为人们俗称的大屋顶，就是具备近现代功能的仿中国传统形式的仿古建筑，也称为‘民族形式建筑’。其特点是建筑带有曲线和较大出檐的大屋顶，立面用中国传统红柱子竖向分割，屋檐下有梁枋、彩画和斗拱造型，基础有块石台基和汉白玉栏杆，建筑材料、结构和功能却是近现代的。”[1]“大屋顶”是中国传统建筑中最引人注目的构成部分。除了泄雨、保暖等实用目的之外，“大屋顶”还具有其自身的政治功能。屋顶样式的不同体现了社会等级的不同。皇宫建筑的屋顶之大远远超出了建筑上的实用性，其目的正是要体现出皇权的至高无上。民国成立之后，旧有的等级意识形态不再具有政治上的正当性，然而大屋顶的建筑并没有就此立即成为“糟粕”。很多西方的建筑师进入中国，发现了中国传统建筑中的美感，自觉将这种风格运用到自己的实践当中去，创作了很多如上定义所述的“大屋顶”建筑。在北京，协和医院是“西方建筑师设计的中国‘传统复兴式’(也称‘宫殿式’)建筑的第一个成熟作品。”[2]我们现在的燕园，以及内城恭亲王府旁的原辅仁大学教学楼，则是这种风格的延续与发展。
到了建国之后，这种民族形式的建筑则为中国建筑师所自觉运用。从1952年到1956年，北京的第二次仿古建筑高潮到来。较为熟知的有中央民族大学建筑群、三里河“四部一会”大楼、北京友谊宾馆、总政地安门宿舍楼、人民英雄纪念碑、外贸部大楼、北京亚洲学生疗养院、北京体育馆、北京建工部大楼、全国政协礼堂、首都剧场。[3]但是，从1955年开始的反浪费运动则宣告了这个高潮的戛然而止，我们将在下文提及这段历史。
第三次的高潮则在1958和1959这两年到来。为了迎接国庆十周年，突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气度，中央政府决定在首都兴建十大建筑，它们是：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博物馆(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钓鱼台国宾馆、华侨大厦、北京火车站、全国农业展览馆和北京工人体育场。其中，民族文化宫、钓鱼台国宾馆、北京火车站和全国农业展览馆则明确使用了中国古典的大屋顶形式。
侯兆年的文章仅仅梳理到上世纪60年代开始前。其实，在北京，“大屋顶”的建设远没有就此结束。比如60年代建立的中国美术馆，则是对莫高窟建筑的模仿与现代创新。而直到90年代，北京西站的建设仍然用仿古城关式建筑。北京大学图书馆新馆为了与周围的传统式建筑协调，也设计成了“大屋顶”的样式。这一民族风格的建筑实践到目前还未结束。
二、“民族形式”与“社会主义内容”：建国后“大屋顶”建筑的兴起
从上面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民国时期，中国“大屋顶”建筑主要是西方建筑师的实践。到解放之后，中国的建筑学家才自觉使用这样一种形式。那么，为什么在建国之后会出现民族风格建筑的勃兴呢?这里面，起到关键作用的是苏联专家的建议，而梁思成的奔走也与此有很大关系，以至于到1955年反浪费时，梁思成成为了所有大屋顶建筑的“罪魁祸首”。
1949年新中国成立，由于国际形势的制约，中国在外交上选择了对苏“一边倒”的战略。为了能够尽快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首都，新中国政府邀请了很多苏联专家到中国来进行指导。这里面，最知名的一桩公案就是以梁思成为首的“梁陈方案”与苏联专家方案的争论。梁思成和陈占祥继承了当时世界上最前沿的城市规划思路，认为在北京西郊新建一座行政中心将大大节省成本，而且也能够将内城完整地保留下来，成为一座庞大的博物馆。而苏联专家与此相反，他们认为，改造旧城可以利用原有的基础设施，这样会使成本降低。不管是外交上的考虑还是主观偏好，毛泽东最终选择听从苏联专家的意见，他认为，中国人民能够实现革命战争的胜利，也应该有能力将北京旧城从一座封建时代的皇城改造为人民当家作主的首都。
苏联专家不仅仅在北京的城市规划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且也带来了当时在苏联盛行的建筑理念。王军在《城记》一书中将这一段历史梳理地非常清楚。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对西方的“现代主义”建筑风格进行了批判，认为那是资产阶级利用割断历史的形式主义的艺术来模糊阶级斗争意识和民族意识，因此，苏联的建筑思想应该是“以民族的形式”表达“社会主义的内容”。[4]建筑的问题用阶级斗争的政治语汇表达了出来。不过，苏联专家的想法也有其合理性，这种认为现代性将“割断历史”的哲学思想也是很多后现代哲学家所持有的，如波德莱尔等人。因此，为了能够保持世界的多样性，各个民族应该在社会主义的内容上探索本民族的传统。
由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