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诈骗花呗额度行为的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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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花呗的法律属性为一种消费信贷产品，而非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的信用卡。诈骗花呗额度的行为，涉及四方主体刑事责任认定问题。行骗人提议被害人使用花呗付款，因被害人对使用花呗刷单具有自我决定权且遭受了实际损失，应当认定为普通诈骗罪而非贷款诈骗罪的间接正犯;花呗用户虚构交易进行刷单，因小额贷款公司不属于“其他金融机构”以及虚构用途不属于实质性欺骗，不能认定为骗取贷款罪;中介商利用花呗套现，属于“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根据司法解释规定，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经营罪。
关键词：花呗额度 诈骗罪 骗取贷款罪 非法经营罪
随着互联网与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新型财产犯罪层出不穷，营造的骗局令人防不胜防。当传统的“庞氏骗局”包裹上电子商务的外衣，当诈骗罪的对象从现金变为信贷额度，当线下支付变为扫码付款，侵财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也随着时间、空间呈几何式增长。本文从一起真实案例出发，分析诈骗花呗额度行为背后的刑事责任，力求为此类案件提供办理思路。
一、问题的提出
[基本案情]2018年6月至7月间，被告人沈某某虚构开网店刷单赚积分的事由，让被害人李某坤、李某丹帮忙刷单，并承诺给予一定比例的提成。被告人沈某某通过章某获取杨某持有的某商城、厉某某持有的某数码杭州广场店、祁某某持有的某手机商店等支付终端的支付二维码，并将上述二维码通过微信提供给被害人李某坤、李某丹，被害人李某坤、李某丹通过支付宝或微信扫码的方式，将信用卡或花呗中的钱款转入上述账户内。经被害人李某坤及李某丹的介绍， 被害人李某青等16人分别从李某坤、李某丹处获取上述支付二维码，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刷单。章某通过支付终端持有人祁某某、厉某某等人将钱套现后，通过支付宝及微信转账的方式，将除手续费外套取的资金转账给被告人沈某某。被告人沈某某采用后债还前债的方式，将部分本金及好处费返还给被害人，部分套现所得用于赌博及个人挥霍，截止案发时，尚有375799元未返还。
本案中，被告人沈某某实施了两个行为：先虚构了“网店刷单”的事由，承诺高利回报，骗取被害人转账;后联系套现中介提供二维码，将花呗中的信贷额度变现为财产并占为己有。本案涉及到四方主体：行骗人、受骗人、花呗平台、套现中介，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针对上述两个行为、四方主体，产生了定性方面的三个争议：一是，行骗人提议受骗人使用花呗进行刷单的行为，根据受损主体不同，定性上出现了诈骗罪与貸款诈骗罪的分歧;二是，花呗用户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取得小额贷款公司贷款，是否构成骗取贷款罪？三是，中介商利用花呗套现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要想厘清上述问题，首先需要明确花呗等个人信用支付产品的性质。
二、花呗的法律属性探究
花呗作为支付宝平台推出的一项个人信用支付产品，用户在使用花呗时必须与重庆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贷公司”）、商融（上海）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融保理”）这两家服务商签订《蚂蚁花呗用户服务合同》，并授权服务商向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芝麻信用”）查询用户的信用信息，根据该分值，服务商给予用户相应的消费额度用以在指定店铺内享受先消费、后付款的服务。[1]虽然花呗在信用评估、还款期限、消费模式等方面与银行发行的贷记卡没有实质区别，但花呗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信用卡。
（一）法律规范层面分析
2004年12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指出，“刑法规定的‘信用卡’，是指由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的电子支付卡。”1999年3月1日实施的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2条规定，“本办法所称银行卡，是指由商业银行（含邮政金融机构）向社会发行的具有消费信用、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或部分功能的信用支付工具。商业银行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得发行银行卡。”由此可见，在我国只有商业银行和邮政金融机构才能发行信用卡，且必须经过中国人民银行的批准。根据阿里小贷公司工商登记信息，经营范围是“开展办理各项贷款、票据贴现、资产转让业务”，显然与商业银行开展的人民币存款、贷款、同业拆借、国内外结算等银行牌照业务不同。结合《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2条，此处的其他金融机构应当作限缩解释，目前仅指具有发卡权限的邮政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