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当今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国家的起源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现代国家又兼具组织经济生活与调和阶级矛盾的双重功能。所以,社会的阶级状况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也是制定政策的基本依据。阶级的存在与矛盾,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但有时却会因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而加以抹杀或夸大。二十世纪 60 年代,苏共中央曾公开宣布,苏联社会已经基本消灭了阶级,苏共已经成为全民党。而另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却在极力鼓吹“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30 多年后,全民党的苏共垮台了,消灭了阶级的原苏联各国,又重新回归了阶级社会。而鼓吹“阶级斗争”的中国,也摒弃了“一抓就灵”的武器,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由此可见,对阶级和阶级矛盾的存在,加以抹杀或夸大都是不科学、不可取的。任何对社会阶级状况的错误判断都会使国家偏离正常的轨道。阶级的外在表现与经济收入息息相关,但阶级的划分却并非仅视其收入多寡,而主要是根据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程度、对财富分配的参与程度和对公共生活的主导程度而定。各个社会群体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程度、对财富分配的参与程度和对公共生活的主导程度不同,决定了他们的阶级地位和经济收入,也相对决定了他们对现实社会的态度和人生价值观(注意,是相对而不是绝对)。如果一个社会的各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财富分配的参与和公共生活的主导能有一个合理的各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社会就和谐、就稳定、就发展;如果大大偏离平衡点,则会引起社会的对抗、冲突和动乱。 1. 官僚和国有资产经营者阶层在中国,官僚集团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阶层,形成于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社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官本位”观念。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包括 194 9 年以后的台湾),它又演变成以“四大家族”为典型的官僚资产阶级。而在当代中国,这是一个长期蛰伏而现在正逐渐显现出来的影子阶层。当一个政党在国家生活中长期占据执政地位,就会逐渐形成一个稳定的职业化的相互关联的利益集团,国家官员的储备、选拔和任用都来自于这个集团。表面上他们只是国家的高级公务员,但由于体制的关系,他们手中掌握着相当的权力:对左右重大人事、重大财务和重大政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在物质匮乏的计划经济时代,他们只是被人称作“特权阶层”。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他们当时的“特权”还十分有限,只是在生活待遇上比常人优越些而已。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双轨制”时期,他们手中的权力有了“寻租”的现实性,各种批条成了炙手可热的紧俏货。当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国营企业向国有企业的转变基本完成后,由于体制和制约的缺失,他们手中权力寻租的空间更大了。形成了所谓上一个项目,倒一批干部的局面。许多要害关键部门的干部,成为***的腐蚀对象,被成批成帮地拉下水,甚至整个机构都烂掉。于是就有了所谓高薪养廉的说法,国家官员的薪水越加越高,但廉洁却并没有养起来。因为外面的世界实在太精彩。如果一个执政党长期执政,而没有党外的对手竞争,没有社会的舆论监督和分立权的有效制约,其高度稳定的干部队伍,必然官僚化, 就有可能从“公仆”异化为“主人”。另外,另外,自工业体制改革以来,从官僚阶层中又分化出来一个新的阶层,国有资产经营者阶层,经营着中央和各级地方国有企业。由于他们所管理的是“国家”,所经营的是“国有资产”,所以他们同属于一个阶层,既“官僚和国有资产经营者阶层”。虽然这个“国家”在宪法中有明确的定义,但显然他们中的某些人已经明显地蜕变为凌驾于“主人”之上的异己。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国有资产经营者手中掌握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的多的权力:重大人事的任免权,分配机制的决定权和企业经营的决策权。而这一切由于工会监督作用的弱化,越发地失去制约,给某些利欲熏心的国有资产经营者以中饱私囊的可乘之机,开始有职工戏称其为“老板”。当然,不可否认,在他们之中,确实有不凡业绩的经营者。虽然造成业绩的原因,有垄断经营的优势,有国家财政的支持,更有广大职工辛勤的劳动。但不少经营者却把功劳统统算到自己头上,归于自己敢于在经营活动中“闯红灯”的魄力,向“主人”拼命地伸手要着要那,待遇越提越丰,薪水越加越多,宅子越住越豪华,小车越坐越高级。久而久之,他们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老板”,心安理得地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当然,他们也会有失手的时候,但只要后台不倒,不被人抓住触犯刑律的把柄,就照样可以易地做官,既得利益一分也不会少。这是因为,在他们的长期经营活动中编织了一张巨大的利益关系网。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 “官僚和国有资产经营者阶层”,是客观和中性的,不带任何贬义色彩,不是***的代名词。他们的存在,是国家社会生活的必须。在他们当中大有为官清廉者,大有合法经营者,甚至还有为民请命者。异己份子的产生,是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完善造成的。但是,考察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程度、财富分配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