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資料來源：佛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BJ011/，2009/04/03）
錫蘭佛教記史文獻及中文佛教文獻所呈現的錫蘭早期佛教發展面貌
新加坡僧人？這當然與錫蘭自佛教傳入彼土之後錫蘭帝王用佛教作為教化宗教或治國意識形態（the political ideology）的活動有極密切的關系。法顯當日所見的錫蘭佛教發展情形，都以無畏山寺為中心，說明當時的錫蘭國王不僅支持無畏山寺派，并以無畏山寺派所信仰的大乘佛教作為其治國意識形態的信仰內容。由此，五世紀初期的錫蘭，很明顯的是一處以大乘佛教爲主導的佛教國家。
法顯在師子國住兩年，完全沒有提到錫蘭有「正統佛教派」或「主流佛教」之事，也沒有提到其佛教的始傳可以追溯至阿育王（King AŚoka）子摩哂陀長老 （Thera Mahinda）來錫蘭傳教的事；即使在提到「大寺」的場合，即《傳》中所言的「摩訶毘可羅」，只載：「摩訶毘可羅，有三千僧住，有一高德沙門戒行清潔，國人咸疑是羅漢，臨終之時王來省視，依法集僧而問：比丘得道耶？其便以實答言：是羅漢。既終，王即按經律以羅漢法葬之。」[8] 同上，頁865中。
[8]由此可知，五世紀初期縱然大寺派之名已出現在中國文獻，但其并不是錫蘭當時的主流教派，法顯所見的錫蘭佛教發展情況，乃是以大乘無畏山寺派為發展中心的佛教發展狀況。
由於錫蘭學者向來都強調大寺派佛教的重要性，因此常以懷疑，甚至否定的態度去看待法顯的記載。譬如，Kanai Lal Hazra 就說：
中國僧人於五世紀初期來到錫蘭的時代，是Buddhadāsa統治錫蘭的時期，他住在無畏山寺，并提到無畏山寺住有五千僧人，而大寺只住有3000僧人。法顯的記載說明當時無畏山寺是主流學派。但法顯
說大寺不是當時流行部派的說法，乃非常可疑。因為就差不多在此時，就是大名王（Mahānāma，409-431）統治的時代，偉大的論疏家覺音（Buddhaghosa）因聽到大寺之名及學術活動，來到了Anurā dhapura ，住在大寺，并將僧伽羅語（Sinhalese）的經典、論疏譯成巴利文（Pāli）。[9]
此處所言的「中國僧人」，乃指法顯。Kanai Lal Hazra之所以懷疑法顯記載的正確性，乃因其和許多錫蘭學者一樣，都以「正統派」僧人所撰的巴利文記史文獻，如《大史》（the Mahāvamsa）、《島史》（the Dīpavamsa）及《善見律毘婆沙》等文獻，作為其等瞭解錫蘭佛教發展的根本依據，因此對於與其文獻不同記載的中國文獻或北傳佛教文獻，都以排斥的態度看待之。譬如，Ananda W. P. Guruge 在談論各種阿育王文獻的可靠性場合就說：「最不可靠的是中國旅行僧如法顯及玄奘的記載，因為這些記載基本上都是他們在旅途中的道聽途說。」[10]
錫蘭「正統派」佛教學者如此維護其佛教記史文獻，對一個民族而言，完全無可厚非，特別是，這些文獻都是其等的歷史文化產物。但，由於錫蘭這些佛教記史文獻還涉及記載錫蘭及佛教史的發展狀況，如阿育王時代的佛教發展狀況及部派佛教發展狀況等，并廣為學者用來說明佛教在歷史上發展的情況，我們自然有重新探討這些文獻的必要性，尤其是這些文獻都出自「正統派」僧人之手，有偏向一面，甚至泯滅歷史真相的可能。
許多西方學者因為注意到錫蘭記史文獻為錫蘭「正統派」僧人於四、五世紀之後才撰寫的著作，[11] Ibid., “Emperor Aśoka’s Place in History: A Review of Prevalent Opinions”, King Aśoka and Buddhism p. 136.
[11]因此非常懷疑這些文獻的可靠性。[12] Ulrich von Schroeder, The Golden Age of Sculpture in Sri Lanka， p. 27. Ulrich von Schroeder 在此書中便提到，錫蘭的佛教史料如，the Dīpavamsa（島史）, the Mahāvamsa （the Great Chronicle大史）及the Cūlavamsa（the Little Chronicle小史）等，主要都由所謂「正統派」僧人著作，而《大史》成立的年代也很晚，可能到了五世紀才成書。John S. Strong 在其The Legend of King Aśoka-A Study and Translation of the Aśokāvadāna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83）, p. 24 也說：“錫蘭文獻所記的阿育王與小乘佛教（Theravādi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