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经济学家为何总挨骂
叶檀透过经济学家挨骂现象,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社会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市场与行政的博弈、市场内部的扭曲,以及经济学家与民众同样扭曲的心态

中国社会不能缺少市场派经济学家,市场派经济学家不能不了

毫无疑问,茅于轼先生是个市场派。他这一生青壮年时期的大好时光,正值计划经济大行于世,经济计划时代的普遍贫穷成为特定历史时期无法抹去的集体记忆创伤,经历过那一代的人,大都坚定地走市场道路,避免回到普遍贫穷状态,而这根逻辑贯穿到极致,有可能得出即便是贫富不均也好于普遍贫穷。如果市场经济发展到贫富严重不均的程度,可以选择的道路是,政府建立基本保障制度,实现基本的生活保障,最坏的选择是政府直接插手,以实现市场公正的名义进入市场资源的配置领域,在获取行政溢价之余,败坏市场的基础。
茅于轼的选择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他反对限价房,主张提高高校学费,逻辑是一以贯之的,限价房既不是彻底的市场化的商品房,也不是彻底的保障性住房,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蝙蝠”。政府在土地供应与税费上实行一定优惠,同时对房地产商的盈利空间进行严格管制,参照周边楼盘的均价进行定价。很清楚,从市场的角度来看,限价房是一个将市场与行政混杂于一体的怪胎,决策者以为是将市场与行政的益处集于一身,而在市场派眼中,是将市场与行政之害嫁接到一起,既无益于已经混乱无比的房地产市场,也是政府推卸责任的表现。
反对限价房政策只是市场之树上无数果实中的一粒,反对经济适用房同样归因于此,主张高校学费上涨虽然体现出茅于轼先生对于高等教育市场化的观点,与上述稍有不同,牵涉到对于贫富区隔的基本判断,以及对于公办教育的理解。我国的大多数高校属于公办高校,由政府拨款建立,教育产业化政策实行之前,基本上实行的低收费政策。茅于轼先生认为是高校低收费,是穷纳税人补贴了富人,但这一理论根基的数据调研显然值得推敲。中国高校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10%~20%有什么依据?所谓穷人的标准是什么?在屡屡爆出高校学费压垮学生家长新闻的今天,是否证明我均收费已经是中产收入阶层不可承受之重?如果提高了收费,高校将这部分经费不用于教育资源的增加,而是挪用作购新楼、买房产或者像天津某高校一样大买股票,又该如何处置?
这就体现出市场派经济学家的另一劣势,即在专业上色厉内荏。如茅于轼先生基本上以供求关系理论这一招“吃”遍所有经济难题,一切的经济失调只要涨价或者降价,就能完成调整,市场会自动根据供需作出涨价或者降价的选择。但他不能告诉人们,当面对中国铁路这样的垄断铁老大,当在特殊时段内需求处于刚性时期的涨价,是缓解供需还是垄断溢价?对于自由市场的发展是有利还是有害?可以说,茅先生是将市场化简单化了,这种脸谱式的做法,被大多数人所反对,包括许多市场派经济学家阵营内部的人物。

经济学家挨骂是社会过失的替罪羊

丁学良曾经指出,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人。另一个屡屡挨骂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则被指责为根本不具备经济学家四个字的起码支撑,无论从论文还是如今的主要任务,都让他离专业经济学家相去甚远。在张维迎与邹恒甫之争爆发后,有记者曾经直言不讳地向他提出了这一问题,而张维迎也变相地认可了。
道德上的质疑因人而异,可以用清者自清的办法来解决。当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