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YUKI was compiled on the morning of December 16, 2020
纪念长征胜利周手抄报
16年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手抄报
问：地主豪绅的家属是否留点生活给他?
答：补给依赖打土豪，就是各级苏维埃政府的经费，也要靠打土豪。1931年9月，欧阳钦关于江西苏维埃的报告中，承认“各级政府的经费仍然是过去所谓打土豪来的。”[23]*江西省委在1932年头四个月的工作总结中指出，江西苏区“财政的主要或者说的来源是『打土豪』，而对于土地税商业税的征收，及发展苏区的经济政策是没有的”。1932年红军攻下福建漳州，打土豪的战果达到了顶点，几乎所有店铺，包括华侨资本家陈嘉庚的店铺，其货物都被无偿征收。左右江根据地，为了打开交通线，利于通商，
红七军第三营营长雷祝平以私人关系，电邀南宁、那坡打商人黄祖武(黄恒栈的老闾，经营百货及船航业)来百色商量，但他乘轮刚进入苏区到达果化，即为红七军政治部下令第一营逮捕，认为他是一个大资本家，那坡打的黄恒栈即行没收(据说有一个连长在黄恒栈拿了许多金条，发了洋财)，还要罚款30,000元，用鸦片缴纳，始得释放。
在“打土豪”的视野里，红军原有对民族资本和小商人的特殊政策，已经化为乌有，这对后来根据地的贸易，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
应该说，在1929到1931年红军发展较为顺利的时期，由于大规模的军阀混战频仍和国民党政府对应失策，红色区域经过土地革命的深度动员，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对外扩张总的来说还比较顺利。新开辟的红区，特别是中小城市，基本上满足了红军的补给需求。这种凯歌行进的扩张，也使得红军更加注重用扩张的方式，打土豪来解决自身的补给问题，轻视根据地内部的生产恢复和发展。在占据了相当大的区域(包括一些中等城市)之后，内部建设依然按照革命初期的动员模式惯性行进，不间断地肃反、反富农路线、反右倾，内部的整肃和革命一个接着一个。这样，原本就因地权动荡和缺乏生产激励的农村经济，更加雪上加霜。农民为了避免冒尖，被人当富农来共产，普遍缺乏生产积极性，几乎没有人愿意多种地，只要自己家人够吃就行。各个根据地，都出现了大量田地抛荒的现象，愈是老苏区，抛荒田地愈多[27]。当时有的*文件称之为“农民怠工”。有的则认为产生这种现象是由于侵犯中农乱打土豪的错误，“以及分田分得次数太多，使群众一般的走到安贫和不相信土地是否他自己的观念”。
然而，到了1932年，国民党政权逐步敉平了各地军阀的反抗，稳定内部之后，红军的扩张势头就逐渐遭到遏制。苏区面临的围剿的军事压力，逐年增大，与之相伴的政治与经济封锁也日趋严厉。在这种情形下，“打土豪”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是，多年形成的行为惯性并未因此而消失，而且苏区内部恶劣的经济状况，也不容红军很快改弦更张。各个部队调整了打土豪的方式，采取派小部队不定期进入白区的方式进行。龚楚这样描述这种“游击式打土豪”方式：
他们还不断的深入到国府统治区内筹粮、筹款、就食;所以红军没有作战时，便开到“白区”去打游击。这是红军官兵们最喜欢的工作。因为到“白区”去打游击，就有土豪打。不仅是可以有充足的粮食，而且可以吃一顿猪牛肉下酒。他们打土豪的方式，是由政治部负责调查出某家是土豪之后，再由经理机关派出征发队，由政治人员率领，协同红军部队到土豪的家里，将其家所有尽数没收。在屋内墙壁里及地下埋藏的金银首饰，也要搜劫净尽。要是土豪家中还有人留在家里，无论男女老少，一律拘回勒榨罚款，甚至枪毙处死。
不过，越界打土豪的方式很快变了味。土豪是有限的，而且是长腿的，财产可以隐藏、转移，加上白区的防范愈来愈严，因此，打土豪愈发困难。土豪难打，但军队和政府的开支又必须解决，各地的地方部队各行其是，各显神通，于是大量的抢掠和绑票行动出现了，在*自己的文件里，称绑票为“越界吊羊”[30]。更有甚者，抢掠绑票的对象，并不一定限于有钱人，有的时候，甚至连穷人也被捉来罚款，“向贫农强借米物”，以致被白区人民呼为“游击贼”。据曾志回忆，她的丈夫陶铸，就曾绑过一个地主的孩子，得到赎金3,000多元。
这样的“打土豪”，势必会引起国民党统治区老百姓的反感，甚至对红军和苏区的敌视，这就是所谓的“赤白对立”(或者红白对立)[33]。绝大多数资料在提到“赤白对立”的时候，往往要加上“严重的”或者“非常严重的”这样的定语。传统的*党史学解释，往往把苏区的经济困难归咎于国民党的封锁，其实，苏区多在落后山区，像赣南闽西、鄂豫皖、湘鄂西这样地方，山峦重迭，交通不畅，而且地域辽阔，切实实行封锁无疑是很难的。恰是这种严重的“赤白对立”，才将苏区真正封锁起来。黄克诚在谈到苏区没有盐吃的问题时说过，国民党的封锁，固然是一个方面的重要原因，“而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实行过『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