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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耕
文
化
二〇解，似乎也不多。
从很早以来，至少从有文字到大约数十年前，中国基本是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或可以说，农耕文化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从全人类和长时段的角度看，到目前为止，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可能还是农耕文化时代产生的基本思想。目前正处于发展中的工商业文化，似尚未形成什么足以称道的贡献。而中国的农耕文化，颇有其独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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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友施耐德(A*el Schneider)教授提示，中国古人对时间的认识，与西方相当不同，与我们现在的认知也很不同。对中国古人而言，时间不必是一个目的明确、可计量的从起点到终点的线性走向(在近代西方进化论兴起之后，又增添了越来越进步的涵义)，其本质在于变易，是一种持续的存在，所谓"时乃天道”(《尚书·大禹谟》)。在此持续的存在之中，没有一个最后的终点，反而是"终则有始”，即四时在变化中周而复始，终点不过是一个新的起点。
如《易经》"恒”卦之彖辞所说："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苏东坡解释说："物未有穷而不变者。故‘恒’非能执一而不变，能及其未穷而变尔。穷而后变，则有变之形；及其未穷而变，则无变之名；此其所以为‘恒’也。”而"利有攸往”，就是"欲及其未穷也。夫能及其未穷而往，则终始相受，如环之无端”(此处及以下苏东坡语均自《东坡易传》卷四)。正因时间是一种持续的存在，故对其计量是为了方便，而不必是出于其本质。
在常人眼里，四时循环是常规的天象。《逸周书·周月》说："凡四时成岁，有春夏秋冬。”而"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时之极，不易之道。”这是古人通过观察自然现象得出的结论。时虽有序有常，也可能"无常”。惟在变易的通则之上，"无常”也是"常”。所以苏东坡解释"恒”卦的象辞之"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说："雷、风，非天地之常用也；而天地之化所以无常者，以有雷、风也。故君子法之，以能变为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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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不易方’，而其道运矣。”
简言之，四时循环是建立在"变”的基础之上，即变化是比循环更基本的准则。因此，周而复始的循化并不是简单的重复，"终则有始”说的是终点之后一个新的开始；四时仍是四时，但春夏秋冬却是新的春夏秋冬。近代中国人接受进化论之后，对这类貌似循环论的观念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其实里面有相当深邃的道理，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古人关于时间和变易的基本论述，最集中地表现在《易经》一书之中。王弼所说"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周易略例》)；既是对《易经》基本精神的简明概括，也最能表现古人对于自然的态度。那有序而常变的"时”，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在充分承认天道以变为恒而四时有序的背景下，人的行为就应当"与时偕行”，既不失时也不逾时，尽可能"与四时合其序”(《乾·文言》)，同时也要"适时之变”。
对古人而言，天人是相通的。把观察到的天象描述出来，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要辨析其与人世的关联。故"恒”卦的彖辞又说："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苏东坡进而解释说："照”的虽是日月，"运之者天也”。以"日月之运、四时之变”来说明"恒久不已之道”，是"明其未穷而变”。故"寒暑之际，人安之。如待其穷而后变，则生物无类矣”。圣人"观其所恒，而天下万物之情可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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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人相通为基础，中国农耕文化的核心是认识到并明确承认自然资源和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主张温饱层面的"寡欲”，在此基础上实行仁义；而并不非常强调"开发”，反而把很多这类行为视为人(个体的和群体的)"多欲”的表现。在承认人在面对自然时能力有限的基础上，古人又充分认识到人的潜能是相当强大的(不论性善性恶)。人一旦"多欲”，采取进攻性的举措，触及的方面可能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