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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我军长期处于敌强我弱、无后方作战状态,环境、时间和物质条件均不允许办正规院校,因而更看重在职培养,视部队为学校,视战场为课堂,着眼于在实践中摔打锻炼干部。
毛泽东一生都十分看重总结经验,一再申明“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认为这是在职干部提
高水平最主要的方法,要求部属养成总结的习惯,提高总结的能力,争取打一仗,进一步。
总结实践经验是最好的学习方法。善于总结的组织就是学习型组织。
部队传、帮、带强调一级带一级。每一级领导都有培养部属的义务,都要成为部属的表率和师傅。这已成为我军的一个传统。
真正高明的领导者不可能通过课堂教学批量产生。如同过去的武林高手,一定得靠名师真传亲授。
强将手下无弱兵。企业家要想在实践中培养部属,首先就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和水平。这也就是古人常说的“内圣”与“外王”的关系。
院校培养固然重要,但毕竟只是提高干部的一种途径。对管理者来说,更经常也更重要的是抓好干部的在职培养。历史上我军长期处于敌强我弱、无后方作战状态,环境、时间和物质条件均不允许办正规院校,因而更看重在职培养,视部队为学校,视战场为课堂,着眼于在实践中摔打锻炼干部。在这方面,毛泽东亦有深刻见解和成熟经验。毛泽东有一段名言:“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干革命,干战争,就是消灭这个距离的方法。”
怎样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如何抓好在职培养?毛泽东的招法主要有:
一是强调总结经验,特别是失败的教训。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主要靠不断总结。毛泽东一生都十分看重总结经验,一再申明“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认为这是在职干部提高水平最主要的方法,要求部属养成总结的习惯,提高总结的能力,争取打一仗,进一步。在这方面,毛泽东本人也做出了榜样。晚年他在回顾自己的军旅生涯时多次谈到,自己原来不会打仗,也没有读过什么兵书,所以建军初期打了一些败仗。只是因为善于总结,才变得比较聪明起来,胜仗也就越打越多了。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我军高级指挥员亦十分重视总结经验。例如,刘伯承元帅有个工作习惯,每次作战结束后,都要专门召开一定规模的总结讲评会,进行战术总结和政治思想总结,而且总是将两个总结放在一起搞,既肯定成绩和进步,又找出缺点和不足,进而明确今后打仗应继续发扬什么,注意克服什么。使部队每打一仗,不仅指挥方法上有进步,思想作风等方面也能得到提高。许多当年刘邓的老部下事后回忆,这样的总结会就是最好的课堂,每次都能学到许多管用的
东西。
总结工作时应特别注意失败的教训。因为一般来说,人们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会更多。毛泽东说过:“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一生中打过无数胜仗,其中包括四渡赤水、三大战役这样的经典战例。可建国后,毛泽东常如数家珍地向别人谈起他指挥过的几场败仗,介绍其中的教训,可见后者留给他的印象之深。
总结实践经验是最好的学习方法。善于总结的组织就是学习型组织。据资料介绍,美军从70年代便开始实行一种事后回顾制度,即每次重要军事活动结束后,将所有参与者聚集在一起,回顾完成任务的过程,分析成功与失败的原因,研究怎样才能将事情做得更好。这样的讨论一般集中在四个问题:一是我们本打算做什么,二是实际发生了什么,三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四是下次我们将怎么办。近些年美军的指挥能力所以能不断提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总结制度。笔者认为,这一做法值得企业家学习借鉴。
二是开展群众性练兵活动,提倡向最有实践经验的基层官兵学习。在实践中学习,谁最有资格当老师?毛泽东认为,“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在一线工作的基层官兵是最好的老师。因此,他一再要求各级领导和机关干部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拜有实践经验的基层官兵为师,虚心向他们学习。毛泽东曾说:“我们练兵的口号是:‘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战士们有很多打仗的实际经验。当官的要向战士学习,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他的本领就大了。”
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和直接组织下,我军历史上曾开展过多次群众性练兵运动。例如,1944年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要求全军利用抗日战场处于胶着状态,日军暂无力向我发动大规模“扫荡”的有利时机,从政治、军事两方面进行整训。根据这一指示,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部队普遍开展了以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和土木作业五大技术为主,以游击战术和攻坚战术为辅的军事训练。官教兵,兵教官,官兵互教,教学相长的练兵方法,就是在这次整训中提出来的。据当年参加过整训的老同志回忆,这种群众性的练兵方法效果明显,不仅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技战术水平,而且进一步密切了官兵关系。抗战后期,我军之所以能够由分散的地方部队,迅速组建起主力兵团,顺利地实现由游击战向正规战的军事战略转变,开展大规模攻势作战,最终夺取抗日战争及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这次整军功不可没。
再如,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军大规模地推广过“郭兴福教学法”。郭兴福当时是南京军区某部一位副连长,他总结出的一套练兵方法,得到了从军区、总部到军委领导的高度认可。叶剑英元帅曾亲自概括出“郭兴福教学法”的5个特点,其中第一条就是:在教学中抓活的思想,充分调动练兵的积极性,能够发扬教学民主,集中群众的智慧,实行官兵互教,评教评学。毛泽东看到叶帅的专题报告后很感兴趣,指出“郭兴福教学法”对解放军的练兵方法“不仅是继承,而且有发展”。全军专门召开了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现场会,会后掀起了以“比、学、赶、帮”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练兵热潮。著名的大比武运动,就是这一练兵热潮的直接产物。笔者入伍时,部队中还有一些参加过大比武的老兵,谈起当年的训练情景及所达到的技战术水平,个个眉飞色舞,可见获益匪浅,印象极深。
我军经验表明,在职培训要想取得好的效果,一定要加强组织领导,采取必要的形式,而不能放任自流。广泛开展官兵互教、教学相长的群众性练兵活动,就是最好的组织形式之一。这一点,值得有志于创建学习型组织的管理者学习、借鉴。
三是敢于压担子,搞好传、帮、带。在职培养干部有多种方式,如坚持经常性学习制度、短期轮训、经验交流、示范辅导、以会代训,组织竞赛等。但毛泽东最重视的还是压担子,传、帮、带,多次强调作为领导和老同志,要主动关心年轻干部的成长,多给他们压担子,有针对性地讲传统、教方法。并且不仅要传技能、传经验,更重要的是传思想、传作风。要经常了解年轻干部的工作生活情况,帮助他们熟悉我军管理的特点和规律,掌握开展工作的基本套路,学会用优良传统去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工作能力。毛泽东本人就十分善于传帮带。凡是与他有过工作接触的同志,都从他身上学到许多东西。包括像周恩来、陈云、黄克诚等高级领导人,晚年都表示自己在毛泽东面前是小学生,谈起毛泽东,充满了敬佩和感激之情。
部队的传、帮、带特别强调一级带一级。每一级领导都有培养部属的义务,都要成为部属的表率和师傅。这已成为我军的一个传统。笔者入伍后,经常听老同志讲一个观点:什么是培养?领导用你,敢把急难险重任务交给你,就是最好的培养!这既是信任,也是栽培。因为如果你的工作没做好,领导是要承担责任的。所以,遇到这样的机会,千万不要往后缩,也不要怕苦、怕累、怕挨批。现在回过头来看自己的成长经历,深感此言不虚。
对年轻干部应特别注意培养其独立工作能力。这也是我军培养干部方面的一条重要经验。从我军历史看,干部成长进步最快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当时,部队高度分散,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经常以营连为单位,独立执行任务。这就要求干部全面领会上级精神,增加政策观念,学会处理复杂矛盾。许多干部就是这样逼出来了。等到部队再次集中,实行大兵团作战时,这种全面锻炼的机会就少多了。
压担子并不是放任不管,需要做大量工作。如满腔热忱地给年轻同志介绍情况,帮助他们分析遇到的矛盾和困难,增强做好工作的信心;当因经验不足,他们工作中出现差错时,要主动承担责任,帮助他们正确总结;当他们受到闲言碎语、排斥打击时,领导要挺身而出,为他们主持公道;当他们工作中取得明显成绩时,又要及时提醒,要求他们正确认识个人作用与组织培养、与群众支持的关系,防止骄傲自满情绪,等等。在许多情况下,指导一个年轻干部完成任务所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可能远大于老同志自己去做。但如果不肯付出代价,年轻干部就培养不出来。
优秀领导者自觉地、系统地进行传、帮、带,是培养干部最好的方法。因为,真正高明的领导者不可能通过课堂教学批量产生。如同过去的武林高手,一定得靠名师真传亲授。领导艺术的诀窍在于运用原则解决矛盾时能把握好度,这种把握度的能力是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只有通过对优秀领导者言行的长期观察和仔细揣摩,才有可能真正领悟。
重视言传身教也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精华。我国古代教育特别强调言传身教。有两个形象的说法。一是从游说,即老师或长者像一条大鱼,学生就像跟在其身后的一群小鱼,大鱼在前面游,小鱼跟在后面,跟着跟着就学会游水了。一是泡菜说,即优秀人才周围会形成一个良好氛围,学生在这种氛围中学习生活,潜移默化地受到多方面影响,时间久了,学识、气质便会发生明显变化,就像泡菜坛子里的泡菜一样。这两个比喻讲的实际上是同一道理。
近些年一些优秀企业家培养在职干部,实际上用的也是毛泽东的这套办法。如四通公司提出的“垫子文化”,“你能翻多大的跟头,就给你铺多大的垫子”,其深层含意就是在实践中培养干部。柳传志就经常说:“最好的认识人才和培养人才的方法就是让他去做事。”任正非再三表示,“我们提倡自觉地学习,特别是在实践中学习。您自觉地归纳和总结,就会很快地提升自己。”
管理者言传身教的作用不难理解。这对领导者本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问题是,经常有一些企业家对部属的要求很高,而对自身要求却不高,由此形成明显反差。这可能是现在一些企业培养干部方面遇到的主要困难。许多企业家都意识到了,可苦于没有解决办法。说实在的,确实没有捷径可走。强将手下无弱兵。企业家要想在实践中培养部属,首先就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和水平。这也就是古人常说的“内圣”与“外王”的关系。
四是建立严格的筛选、提拔和淘汰机制。这也是毛泽东育人思想的重要内容。毛泽东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一所大学校,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进入这所学校,也并非每个入学者都能顺利毕业。要确保育人质量,需要严把入学关和出口关。
近代中国社会,“有枪就是草头王”,大大小小的军阀都非常注重实力,千方百计地招兵买马,扩大队伍。其补充兵员主要有两招,一是骗,许诺种种优厚待遇,从社会上直接招募,二是抓,通过强制方法征兵。只有毛泽东创建的人民军队与众不同,实行的是志愿兵制,主要靠思想教育和组织动员。向志愿参军者讲清,我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普天下老百姓打仗的,对个人来说,当兵可能没有什么好处。因此,要想升官发财请另谋高就。考虑到我军进行的是阶级对阶级的战争,招兵时通常还要考查其家庭出身和政治立场,以确保官兵的政治素质。
建国以后,我军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明确将服兵役列为公民的一项义务。但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广大适龄青年对当兵的热情一直不减,而部队接兵所要做的主要是搞好政审,严格把关。不仅认真考察应征者本人的一贯表现,而且要了解其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严格的政审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在保证兵员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什么近些年地方用人单位对退伍官兵比较感兴趣,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经过政审把关和部队培养,基本素质比较有保证。
现代企业也需要不断地补充新人,招聘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任务之一。目前多数企业的办法是专业考核加领导面试,而且主要看其业务能力。这与旧军队的招兵买马十分相像。因而新员工加入组织后所出现的问题,也与旧军队类同。如一心谋求个人事业的发展,稍不如意就开始跳槽等。正是因为看到这套招聘办法的不足,近年来一些大企业有所改变,也开始通过各种方法搞内查外调,多方面地了解应聘者的真实情况,而不是光听他们自我介绍。
组织成员的有序分流也是人事管理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不解决好出的问题,员工只进不出,组织势必一潭死水,毫无生气。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军除正常战斗减员外,主要是靠激烈的战斗、艰苦的生活,来淘汰那些意志不坚定者。如当年进入抗大学习的学员中,就有少数人因吃不了苦而不辞而别。对军队的发展来说,这是一件大好事。去掉了铁砂、木屑,留下的才是真金。
进入和平时期后,我军人员筛选主要靠正常的复退制度。战士服兵役两至三年,表现优秀的可以报考军校,特别优秀者还可直接提干,这既是激励措施,也有利于优秀人才的选拔和保留。军官队伍也不搞终身制,正常情况下每年都安排一定比例的军官退出现役。这种竞争淘汰机制,有利于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也有利于军官队伍的新老更替。
企业员工退出方面虽不如军队方便,但也需解决这一问题。凡是搞得好的大企业,几乎都有强制性的末位淘汰制度。这虽然略显无情,但却是防治“大企业病”最好的办法。杰克•韦尔奇为什么升任GE总裁后很快就能打开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实行了末位淘汰。现在许多管理者不会做这方面的工作,要么抹不开情面,不愿安排,要么简单生硬,导致矛盾激化。军队组织转业工作的经验,对企业家或许有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