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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成斌:
以田野与实证为基础的定性研究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之前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取得了很多成就。但目前随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日新月异,此种田野研究的方法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但主流仍然是访谈为主,即以观察与访谈获取资料,然后以定性的资料安排与分析来撰写研究论文。从事此类研究者在成功的人类学家中大有人在,但在当前青年学者中,除了极少数的成功者之外,大多数遵循实地调查为基础的田野研究者却常常处于两种困境:要么是在田野调查中看了白看,没有发现问题,当然也更写不出研究论文;要么是拿着自己读书时获得的“理论”框架像用剪刀裁剪盆景一样去裁剪经验材料。前一种困境是不“进入状态”,处于门外汉的境地;后一种状态就是框剪主义或叫盆景主义。处于前一种困境的青年学者或研究生往往会非常苦恼,往往由于毕业论文或工作科研任务的需要,自觉或不自觉地转入后一种困境中,结果就造成盆景主义的泛滥。
 
“个案满地跑,框架满天飞”是目前盆景主义泛滥的写照。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定性研究之所以受到追捧,似乎是由于定性研究介入比较容易,没有任何科学基础的人也可以直接参与田野调查,然后说自己是定性研究。比如,农村研究者大多是从定性研究或者说是田野调查开始的,遇到农村问题,似乎每个人都懂,都可以进行研究,好像没有任何研究条件的限制与约束。相比较而言,量化研究就需要先学会抽样、统计等专业技术,让大量的社会学或相关专业的人觉得
“太难”了。其实不然,如果说量化研究以统计技术为必要条件,但具备这一必要条件的入门者往往可以进行中规中矩的“规范化”研究,而定性研究者则可能陷入前述的两种困境,不进入状态的门外汉,“看了白看”可归结为失败,不会有什么大的社会危害,但后者“盆景主义”方法论的盛行,其危害就不得不进行分析了。
 
在定性研究中,研究者之所以会陷入盆景主义,原因众多,但最主要的因素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过于庞大、复杂,即“人类命运的道路,确实会使一个概览其某一片断的人不能不惊讶无比”;另一方面是研究者的方法素养问题,比如有多少人在介入人类学研究之前,真正系统地学****了“科班”的人类学方法?前者是一个客观事实,它说明定性研究并不比定量研究容易,甚至更难。后者就是主观的态度问题了,所以韦伯奉劝那些“惊讶”者:“最好将他那些个人的微不足道的意见隐藏不露,就像一个人在目睹汪洋大海或崇山峻岭时所做的那样。除非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有天赋将自己的意见用艺术或预言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里的表现即使在个人主义者那里只是材料的“组合”而非“建构”:“我们所做的只是对我们能够理解的个人行为类型进行界分,也就是提出并发展对它们类分——简而言之,就是把我们在进一步的研究过程中必须加以使用的材料做一有序的安排”。笔者这里无法过多地涉及人类学的培养过程和技术,但就方法论素养的应用来讲,定性研究最重要的是“理解”而非选择性建构。理解的含义是说,社会科学的研究不是对材料、经验冠以一般化的概念或框架,甚至是理论体系,而是要努力地去理解它们。
 
当然,辩证地来看,社会科学研究并不能完全回避“理论概念”的重要性与参照功能:首先从人们的思维方式来讲,现实是复杂的,多维的,也是纵横交错的,而概念可以让人们“化约”复杂、多维、交错的实践经验,这正如韦伯所提出的“理想类型”。有了理想类型的概念之化约,人才能更好地“描述”、理解实践经验,也才能进行人与人之间的良好沟通,文化理解与理论传递也才成为可能。从哲学层面讲,人类思维活动本身就是对经验现实的“抽象”,抽象自然离不开“概念”。所以,我们要反对的不是一般性的以概念来理解性思考问题(也仅仅限于用来理解性思考),而是要反对随意提出描述性和分析性的概念来作为分析的工具。
 
这一说法过于抽象,我们不妨用人类学经典著作《金枝》来理解什么是“理解”。我们先看看《金枝》讲的是什么故事:
 
在罗马附近的内米湖畔,在阿里奇亚的丛林中,有一座森林女神狄安娜的神庙。按照****惯,这座神庙的祭司向来是由一名逃亡的奴隶来担任的。这逃亡的奴隶一经担任祭司,便不再受到追究。不仅如此,他还有一个十分显赫的“森林之王”的头衔。然而他过的绝不是养尊处优的生活。他时刻守卫着在神庙左边长着的一株高大繁茂的圣树。他手持利刃,无日无夜、时刻警觉地看守着这棵树,深恐有人走近它,因为其他任何一个逃奴只要能够折取这棵树上的一个树枝,他就可以取前任而代之,从此成为新的祭司和“森林之王”,也过起名声显赫,然而却令人胆战心惊的生活。
 
很显然,这是神话,JamesFrazer探讨的问题意识起源于古希腊和罗马神话。但阅读JamesFrazer的《金枝》你会发现作者不是探讨神话本身多么有趣味,也没有应用什么“理论”框架去“框”这个故事的内容,而是深入探讨神话背后的信仰与观念的奥秘。JamesFrazer研究了世界各地的****俗,然后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阿里奇亚的祭司在就任这一职位之前,必须先杀死他的前任呢?第二,为什么在杀死他的前任祭司之前,又首先要折取一截被称为
“金枝”的树枝呢?第三,为什么内米湖畔狄安娜神庙的祭司不只是一个祭司身份,同时还有一个“森林之王”的称号呢?
 
JamesFrazer正是基于材料出发,围绕这三个问题逐步展开了他的研究。通过大量的材料论证及其逻辑分析,弗雷泽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前任是衰弱的象征,杀死衰弱是灵魂转移的需要,也是保证灵魂健康的需要;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接触律和相似律混合的交感巫术;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是“树神崇拜”,狄安娜女神和她的同伴维尔比厄斯都是橡树神,内米湖“森林之王”不仅是侍奉伟大橡树神的祭司,而且是橡树神的化身,他通过婚配仪式与橡树女神结为伴侣。
 
《金枝》以体系严整、资料丰富而著称为人类学经典。从方法论启示关键在于两点:第一,从研究材料出发,而不是从研究者的“理论”出发。第二,问题向度是纵向的,即探讨的问题向度应该立足于“事情是怎么来的”,前后经过的来龙去脉。
 
不但《金枝》如此,去阅读《叫魂》、《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一类学术著作均可以体会到上述两点。然而当今的大多研究则违反了这两点。违反第一点即从研究者提出的“理论”出发,这好比是裁剪盆景的人首先是有了一个“盆景”意识或想象,把树木、花草裁剪成为“盆景”,树木或花草的本来面目是未知的。违反第二点则会导致研究逻辑混乱。两者混合就形成研究“纷繁芜杂”的面貌。尤其是盆景的主刀者,陷入框剪主义而不自知,把研究“异类”于树木的本来面貌标称为研究创新,但其实是裁剪、歪曲了事实。
 
上述两点是盆景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基于此,盆景主义应当首先在方法认识上得到纠正:理解不是用框架或概念去“框剪”经验事实,也不是给予经验材料一般化的标题(标签),而是用“逻辑”去理解经验。理论只是引导方向,理解产生知识的创造。这种理解路线而进行知识创造的过程,是阐释主义,其与盆景主义的区别如表1所示。
 
经验研究中采用定性方法时并不是不需要“理论”,理论是需要的,这是无疑的,但在实践观察或经验研究中,理论只能作为观察实践、总结经验的“知识库存”而非教条。知识库存(储备)的含义是指:在看到一个具体的社会现象时,能够用
“相应的”知识储备去“理解”现象,而不是把理论当做“标准”、“框架”去裁剪经验。前者形成的是阐释主义路线,但后者形成的是“框架裁剪主义”。框架裁剪主义的本质方法论特征在于既定的人为建构。社会本来是一片森林,定性研究本来应该研究一棵具体的树,虽不全面,但却可以让我们了解树木或花草的质地、属性、成长过程等,但框剪主义的定性研究是一个个盆景,即使再精致、再符合人们审美的需要,也毕竟是裁剪、割裂出来的,从加工过程的角度讲,是一种植物工艺品,而非科学应当努力追求的“真实森林”。即使通过大量的个案累加,也只能组成一个“人工花园”,而不可能呈现森林的真实面貌。“这种理论地按图索骥和‘田野调查’的最大收获,莫过于帮助研究与调查者们发现了他们本来就想要发现的东西”,“微观层面的信息,尤其是从人类学方法研究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和感性认识,使我们可能得出不同于既有规范认识的想法,使我们可能把平日的认识方法——从既有概念到实证——颠倒过来”。
在现实的经验研究中,框架裁剪主义流行的原因在于框架裁剪主义的教条套用过程简单易行:拿自己“所谓的看书”并背诵“书上是怎么教的”、“我看了某某书上的是如何说的”,然后以此为真理、“标准”去“框”各种现象,凡是与此不符的,要么不予以理睬,要么妄加批判、否定。研究者犯了教条主义、食古不化的错误却浑然不觉,并以此方法简单易行而乐此不疲,结果形成了五花八门却缺乏实质意义的
“研究成果”,其更大的危害是造成后来的博士、硕士进行模仿,但对如何走上真正的学术研究道路之问题却陷入“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