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近代中文词汇与日本的关系论文
.freely,用“自然”译nature,用“文学”释literaure。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知道这些被日本人用来译西方的词汇,原本是从中国输入的,但我们更应该知道,这些汉语词在传入日本后,其中不少意义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抽象名词从一个民族传入另一个民族,不可能始终保持原汁原味,即便在文化发展阶段相等的两个民族间,也可能发生误读和误解,何况当时的日本在文化发展阶段上与中国如此悬殊。那一大批植根于中国文化中的抽象名词被日本移植过去后,要真正在日本文化中扎根生长,就必然要与汉语原意发生某种程序的分离。日本现代学术界对这些汉语词在古汉语中的原意以及传入日本后的意义变化,也多有考索。例如“经济”一词,在古汉语中指“经世济俗”、“治国平天下”,但传入日本后,则意义变得狭窄起来,被专用来指财务经营、财政措施。再如“自然”这个词,在古汉语中指不依赖人力,或人对之无能为力的现象,但在传入日本后,却具有了“偶然”、“万一”、“意外”这几种意思。
还有的词,在汉语中原本只被用于一种很具象的场合,并不具有明显的抽象意义,但在传入日本后,词义则渐渐向抽象的方向发展。例如,现代汉语中的“社会”这个词,已是一个抽象名词,是日语“外来语”中的一个。这是日本学人对西方society的翻译。但“社会”在古汉语中,基本上是一个具象名词,特指每年春秋两季乡村学塾举行的祭祀土地神的集会。《辞海》上举《东京梦华录·秋社》中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个词:“八月秋社……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以致雇请祗应、白席、歌唱之人。归时各携花篮、果实、食物、社糕而散。春社、重午、重九,亦是如此。”但这个词传入日本后,渐渐别有所指。据日本学者铃木修次考证,在江户末期,日本已将以教会为中心的教团、教派称作“社会”,这就已经使这个词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意义。

三

对日本近代学人用汉语词译西文概念的过程,我一直很感兴趣。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种种权衡、取舍,有迟迟找不到一个合适译语的苦恼,也有绞尽脑汁后终于“吟安”一个译话的欣喜,当然,也可能有不得不姑且用一个并不很合适的译语时的遗憾。由于数据的限制,对这个过程,我尚不能知道得很多。但可以断定的是,日本近代学人在译西文概念时,大体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仍是向中国学****从时序上说,中国接触西方文化远比日本早。早在7世纪的时候,就有基督教僧侣来中国传教。此后,13世纪的马可
·波罗,16世纪的利玛窦,是广为人知的西方文化在古代的使者。在利玛窦的时候,西方汉译的工作已开始。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这是人所共知的。1807年,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到中国。他把《新约》译成汉语,全版《新约》于1814年出版。更重要的是,他还编了一本《华英字典》,字典第一卷于1815年印行,整部词典四开本,共六卷,4595页,于1823年出齐。传教士与中国合作者所从事的西方汉译的工作,尤其是汉英词典的编纂,为近代日本学人翻译西文概念提供了借鉴。他们也许并没有过多地袭用传教士和中国合作者的译法,但他们无疑会从这类西文东译的先行者那里得到不少启发。日本现代学者在论及本国近代的翻译工作时,往往不忘提及利玛窦、徐光启、马礼逊这些先行者所提供的参考。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有些名词、术语,正是当初在中国的传教士和中国的合作者共同创造的译法。对这类译语进行全面的列举是一件难事,但据日本学者考证,至少“数学”、“理论”、“银行”、“保险”、“批评”、“电气”这数例,属日本近代学人对中国已有译法的袭用。在人们谈到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时,这些往往也被包括在内,这是不正确的。
第二种方式,是对汉语词的原意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作西文概念的译语。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译语很多。例如革命、艺术、文化、文明、文学、封建、阶级、国家、演说、民主、自由、经济、社会,等等,都属这一类。上文说到,有些汉语词输入日本后,意义已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例如“经济”、“社会”等。日本学人在选定这种汉语词来译economy、society等相应的西文概念时,该不会有过多的犹豫。而更多的时候,日本学人必须对汉语词的原意进行有意识的加工,才能为某个西文概念选定一个大体合适的译语。将汉语词的语意抽象化,是日本学人改造汉语词意的一种途径。例如“阶级”一词,汉语原意指台阶和官位俸给的等级,不具多少抽象的意义,当日本学人把“阶级”作为西文class的译语后,便将这个词大大抽象化。另一种途径则是将汉语词的原意缩小,即取其原意中的一部分,来译西文概念。例如“文学”这个词,汉语原意十分宽泛,一切文字形态的书籍文献,都属“文学”之列,在汉唐,“文学”还是一种官职。而当日本学人用“文学”来译西文的literature时,只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含义。还有一种途径,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