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绪 论
士人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封建社会的主导群体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主要传承者。
作为一个精英社会群体,他们既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同时又是文化艺术的创造者,同时也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一个社会集团。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士人一般以学习、研究儒学经典和传播儒家文化作为基本生存方式。以求取功名,居官从政,封妻荫子并光耀门庭做为人生道路的最佳设计,可以说无论是士人的自命还是社会的期盼,士人都扮演着“精神导师”和“官僚后备队”的双重角色①。
考察中国士人演变发展的历史,我们发现士人是在奴隶制瓦解,封建因素萌动的春秋战国这个社会转型期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随着汉代的察举制,唐代科举制等政治录用手段的不断完善,士人愈深入地介入了君主政治体制,成为了官僚系统的主要成员,在政治运作中地位举足轻重。因此可以说,历史上的士人确乎处于文化和政治的中心地带②。他们的所思所为就必然带有生而与俱的政治文化意义。换而言之,士人是整个封建社会政治文化及精神性活动的主导力量,是知识的载体,更是“社会的脊梁”。
(一)基本概念定位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士人归结为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文化背景或曾出仕做官(特别是文官)的人物。他应兼具文人和官僚的双重性。因而本文所论及的士人也就包括太学生(官私学校学生)、业进士(以进士及第为目标的读书人)、举进士(得解举人)及士大夫。
由此可以认定士风当为士人身上表现出来的特有的行为风气,涉及方方面面,内容十分广泛,它更是一种群体性的精神风尚。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所谓士风,牵涉到两个不可截然划分的方面:一是知识分子(当时称之为“士”或“士大夫”)的思想,一是他们的行为”。在本质上,士风是一种外在表象,然而却显性的反应着士人群体的文化心态,代表了士人的思想认识。同时,士风的形成又是当时政治文化等诸多要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士人对外在现实世
①原文见于冯天瑜所作,何晓明:《百年忧患——知识分子命运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东方出版中心,1997 年版)一书序言。另外有关“士”的起源,学术界对此问题研究已很深入,本文在此不做赘述,主要观点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1 月版),阎步克《中国士大夫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5 月版),沈长云《士人的崛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 年 9 月版)。
②葛荃:《立命与忠诚——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P1。
界与传统思想观念的各种影响做出反应并加以消化吸收,经过高度整合而形成一
种自具体系,又不乏时代共性的心理状态。另一方面,这一经历情感过滤和心灵净化的处世哲学,又在整体上规定并制约着士人的理性思考与精神创造的展开方式。
从现实的角度来考察,士人身负的文化内涵,诸如道德信念、人格特质、思维判断等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并没有随着朝代的更替,士人的消亡而归于消失, 而是裹挟于传统文化之中而得以保留,封建士人身上曾经具备的所有优长与拙劣,胆识与懦弱,精进与平庸,仍以各种形式与面貌在当今知识阶层存在,其对当今知识分子自我反省与认知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北宋社会人文思想的演进过程。
(二)选题缘由及意义
笔者选择北宋士风进行重点考察,主要是基于以下思考: 1、宋代是我国古代社会从前期转入后期的关键性阶段,这一变化在北宋表
现的尤为明显,其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形态皆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世相。经济格局的变化和城市结构的转型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士大夫群体风习的演进与社会思潮的演变产生很强的辐射效果, 并“最终激发出了一只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①。可以说北宋时期的政治、文化对当时士大夫有着不可否认的深刻影响,故其生活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同唐代士大夫有着显著的差异:即由盛唐时期对功名的追求转向道德精神的弘扬。在这种精神追求刺激下,宋代士大夫群体,尤其是北宋士大夫,为国家效力的自觉性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空前强烈。他们或热衷于政治革新,如: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或极力推崇政治守成,如司马光、富弼、程颐、刘挚;抑或是中间派别, 如苏轼,苏辙等。但无论是哪一种人,他们都秉承着各自的社会良心,为国家、民族,朝廷、百姓的前途命运出谋划策,互相辩论争斗,不计个人得失。因此, 士人之中大起大落者比比皆是。在时局不清的时刻,很多人那怕曾经位极人臣, 亦愿急流勇退,为保儒家伦理道德的延续,宁肯隐逸一生也不愿随波逐流。那种清雅高洁的生活方式和淡薄闲适的生活态度也构成了宋代士大夫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中很多人还转入宗教,冀从禅道中寻求解脱。此外,从北宋开始,工商业迅速发展,商品经济所带来的功利意识逐渐为士人阶层所接受,传统的轻利重义、农本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