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1945年9月8日,带着冬天的衣服,瑞士小雪茄和帕斯捷尔纳克在牛津的姊妹们托他带去的鞋子,以赛亚•伯林终于回到了莫斯科。他一直巴望着回来,可临到启程,却又满怀焦虑——苏联人会把他逮捕并扣留吗?伯林反复做着被捕的噩梦,恍惚中他告诉自己,要是果真这样,那就开枪打死自己。从种族上说,伯林不是地道的俄罗斯人,而是犹太人,在俄国社会这一区别意味深长不容小觑;从地域上说,他并未出生在俄国,而出生在边缘城市里加;从时间上说,他11岁即举家迁移至英国并在此度过了他的一生,其间也仅仅回过俄国3次。不过这些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早在幼年,伯林便在父亲的书房里尽情阅读任何能找到的俄国文学作品,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到普希金,在马林斯基剧院聆听夏里亚宾演唱戈杜诺夫的角色,是俄国的文学与艺术让他在精神、气质乃至美学上扎下了古老俄国的根。正因他心心念念那个自幼在心中印记下来的宽广深沉的俄国,也就格外不能容忍今日俄国受到的戕害。伯林警惕苏联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与他所秉持的多元论观念相悖相离。作为以一元论塑造国家意识形态的苏联,强调所有的问题都有唯一且正确的答案,而这“正确”并非简单是事物本身的正确,它需要最高统治者给予肯定和认同,只有掌权者拥有对世界进行定义、诠释、更改的最终解释权。事实告诉我们,这种简单的一元论其实是“引发巨大灾难的各种主义的共同理论基础”,就此而言,希特勒和斯大林本无差别。一元观势必导致专制制度和极权主义的叫嚣。人被缩略为集体中的一分子,人不再以个体的面目出现,而只是成为一个大机器中的小小螺丝钉,人不属于人自己。那个当年常挂在嘴边的将老师命名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呼,就充分证明了这点。人完全如螺丝钉一般可以被调适、维修、拆卸直至毁弃,这样处理人的故事,我们听得还少吗?而老师的任务即如伯林所言“使得人们只会提出很容易获得答案的问题,让人们在成长过程中因最小的摩擦而顺其自然地适应所处的社会”,严厉降低、压抑、管制并最终消灭诸如好奇心、探索意识、创造和思考美好事物的愿望、寻求真理本身的愿望,因为这些都是“有害的”,它们会“扩大人们之间的差异,而不利